张洁平：反省文革我们还没走出阴影——专访《我虽死去》导演胡杰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追访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校长的故事，还原那场史 无前例的大灾难。但当年参与打人的学生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向受害者道歉。反思 文革仍是禁忌，中国人远未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
许多人知道胡杰这个名字，是从林昭开始的。
二零零四年，胡杰导演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悄然在中国各个高校、上
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流传。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学，那个中文系才女，
那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用鲜血写成二十余万字文章，“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的刚烈女子，那个在青春年华被秘密枪决的瘦弱姑娘——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
走进五十年后的现实，震撼了千万个心灵。
胡杰镜头下的林昭打动了许多人，也包括年逾八旬的王晶尧老先生。
王晶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他的妻子卞仲耘曾是北京师范大
学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文革开始时被殴打折磨致死，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
死的校长。
得知妻子死讯的第二天，王晶尧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拍下妻子
遍体鳞伤的正面遗体。他还保存下了妻子被打死时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被血浸透
的衬衫、裤子、背包、背包里的无产阶级学习材料。
他记录历史的深切意识打动了胡杰，胡杰拍摄林昭的态度也打动了他。
在林昭之后，胡杰再一次让镜头聚焦文革，他给卞仲耘和王晶尧的故事起名叫
《我虽死去》。王晶尧老人在镜头前，一点一点地讲述家庭的灾难，从箱子里拿出
四十多年从没有打开过的包裹，展开已经变黑、发硬的血衣。老人时常沉默，眼里
含泪，镜头静静地对著。这一次，胡杰的拍摄，镜头更冷，血更热。
零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虽死去》获香港举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
。胡杰的得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我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在中国重演。”以下
是胡杰专访的摘要：
你拍摄的故事对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经历，会不会促成什么反省？
——其实，如果让我回忆我的文革，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我是六六年上
小学，七六年高中毕业，这十年刚好是我上学的十年。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前就几乎
没有上过学，天天玩，什么玩的都玩过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树，偷东西，打架
。你要想想，那个少年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到了中学，基础也很差，就是喜欢画
画，喜欢看一点书。文革的记忆有很多种，看武斗看得心惊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
真是害怕，但是毕竟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没有自己家里有亲人死去的那种疼痛。
很多东西还是我后来通过拍摄，通过一个一个人的采访，才慢慢明白了那个历史究
竟是怎么回事。
看《我虽死去》时，很震撼的一点是当年动手打死老师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
。但大陆年轻人现在还不知道有这回事，这不是很悲哀吗？
——打死人那是太多了，如果把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都很震撼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犹太人遭受了纳粹那样的屠杀以后，他们留下
了大量的纪录片、文学作品和影片。他们死了六百万人，从反右到文革这十来年，
我们要比他们多很多倍，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人要做这
个工作的，起码是对历史的反思吧。文革是充满了非常复杂的因素的，打死人的人
很多是怀着革命的热情和理想。没有一个知识系统告诉他们，这样的理想，可能就
是犯罪。他们只知道太阳最红最暖，但是他们不知道，除了太阳以外，还有别的东
西，可以支萦这个世界。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每天早上、晚上
，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唱得那么热情。我就在想
，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参与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来帮助他们认
识、理解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理想的道路。他们也不会唱别的歌，他们没有另外一个
认识体系和知识体系，来反思自己这样的做法。
你有联系到当时参与打人的学生吗？
——有，联系到十几个人。我自己联系，王老先生也联系，我还找朋友去联系
，他们都不接受采访。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缺憾的地方，没有学生在回忆当中进
行见证。没有学生对那样一个历史有一个反省。这是我想到而没有实现的想法。原
本我想，肯定我能找到一个学生，陈述她目击的事实，如果哪个学生参与了打人，
哪怕打了一棒子、踢了一脚，她能站在镜头前，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我没有找
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用什么方式回绝呢？
——比如说，这个事儿已经很远了，我们记不清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我
们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好。后来我编出片子的第一版，编完后请别人带给他们看，
我想让他们感动以后让他们说。他们后来回应我，片子我看了，一天晚上都没睡着
觉，非常难过，但是我想了半天，还是不能接受你采访。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情关系。这些人都是同学，都在一个城市里，说什么呢？
还有一个当年给王老写匿名信支持卞仲耘的人，她跟你说了很多，但最后说现
在还不是时候公开，没能拍出来，是吗？
——对，那个老师呢，我觉得她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她现在不愿说我特别明白
，因为她的学生今天可能都是领导。她说，打死人的那天，她去了被打的另外一个
校长胡志涛那里，她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当天晚上用左手给王晶尧写了一封匿名
信，出于良知，她要告诉她知道的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她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你想
想看，她那时候敢冒着红卫兵这样的势头去做这一件事，但她现在却不敢说话。
你觉得遗憾吗？
——不，我不遗憾。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应该记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没
有走出这个阴影。
在影片中间，你为何特别提到王晶尧年轻时的革命理想？
——我是想表达，他也曾经是一个青年人，而且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当一
个职业的革命家。这些人，多年后，他们却被他们的同样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后代给
消灭了。我们的历史没有走出革命这个怪圈。革命要革到哪一天，我觉得这本身也
需要反思，我们的制度需要不需要别的方式。第二点，这个人他曾经受到的教育是
这样：什么样叫好生活，罗斯福的话，“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是那个时代的口号
啊，是能和德国、日本法西斯抗衡的，统一起一股力量的口号。这个口号现在听来
，反而变成了奢侈品。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想展示两代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某个
空间，错位了。老先生自己说，生于梦想，死于梦想。我自己理解，生于什么梦想
呢？追求民族的自由、民主、独立。而现在呢，敢于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其实是追
求自由、民主的继续。
官方会怎么对待你这样的纪录片，有什么约束吗？
——这叫民间纪录片，他们不好限定。中国人红白喜事的录像也是民间纪录片
，很多电视台也搞ＤＶ比赛，这些你肯定不能禁止。但像《我虽死去》这样的片子
，应叫家庭录像。其实中国的导演都有尺度，他们都知道哪些题材不要碰，即使去
碰，怎样去打一个擦边球。这种自我的约束，可能比警察约束还有效。
我要说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从没有警察找过我麻烦。我拍片的时候，没
有一个警察说，你不能拍，或是把你的东西没收，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所有人都
以为我做的事是危险的，我也以为是危险，但危险到什么程度，我想最多就是把你
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但是，没有发生过，这是时代的进步。
作为一个政府，我觉得应该用更宽广的胸怀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用法
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胡杰小档案
一九五八年生于山东济南。七七年从军，当了十五年兵。十五岁开始习画，八 九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曾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生活。九五年拍摄 自己的首部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九九年辞去新华社的公职，成为专职独 立纪录片制作人。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平原上 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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