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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只可以用来表达，交流，描述…它还可以用来：让人信，让人感受，让人服从，让人闭嘴…

语言不但可以描述现实，还可以改变现实，这是语言的实用方面，说白了就是作用于他人的大脑。有很多理论解释这一点，比如语言符号学家说的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或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社会学家说的象征统治(或象征暴力)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的主题，这里想要了解的是语言如何获得力量。从信息策略的角度上看，有三种情况：1)语言从一个预先就有的关系中获得力量;2)从其有效的使用中获得力量3)或者仅仅从其存在和频率中获得力量。

在第一种情况里，A 说的(或写的)对听着的(或读着的)B产生某种作用是因为A拥有某种身份或权力让他可以下命令，或者他处于通过圣言或契约做保证的情况中… 简单说就是言论与既定关系的一致性对现实产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一个将军向手下下命令，一个神父主持婚礼，一个拍卖师主持一次拍卖等。

第二种情况，语言很有效，因为组织安排的很好。这样它就会造成一种说服效应或诱惑效应，修辞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原理。理想的修辞家既说服人又吸引人，说服会让人相信他所说的，吸引会让人喜欢他所说的甚至喜欢他本人，他可以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合适的”语言，所谓合适，意思就是使用跟听者(读者)一样的语言，因为听者(读者)理解的越好，他就越容易达到目的。

除了修辞，还有宣传，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就是把修辞带来的效果扩大化：给语言加上图像的力量和音乐的力量，使用合适的载体，懂得以重复的有效的方式触动听者(读者)，让听者(读者)处于好的环境中接收信息，降低其防卫。

还有一种语言力量的形式就是诗歌：其传达的信息并非有效(比如：一朵玫瑰在格林威治时间昨夜23时开放…这个信息没什么意义)，它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给人许多意义许多感情的方式，让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亲爱的，让我们来看看昨夜绽放的玫瑰…这里至少会有两种理解吧)。但是不管是在宣传层面上还是在说服力层面上哪怕是在文学层面上，语言的“力量”只有在信息被听者(读者)精确地接收的时候才可以，因此毛泽东在对部队做动员的时候不能用诗歌。当然，即便是精确的信息也并不能覆盖所有人的语言，诗人可以使用偏僻的词语，宣传布道者可以使用多种花样的表达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做广告的人喜欢时髦的语言。但是不管是谁，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他们的语言被理解而不是被复述，要的是语言起作用，而不是被重复(诗人一定不希望其作品只是被人背诵，而是被人理解，并且是准确的理解，与诗人的意愿一致)。

第三种情况，可以通过传播一些语言习惯来对他人的大脑起作用，如提高一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提高一些词的某种解读的出现频率，提高某些意群的出现频率。一个群体可以推广某个词汇的使用，颂扬其含义，或者贬低。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些年中“同志”， “资本主义”等词，前者的褒后者的贬。这种对人脑的作用在“上游”，逻辑是：使用的词汇决定表达的思想，即“洗脑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商就很可能满足于复述了，比如对品牌名的复述，”天地人和，古井贡酒“，前面的天地人和没有实际意义，再比如口号”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什么并不要紧，不理解也无所谓，问题在于要占领 。

精确一点，一个权势语言，不管是被复述还是被传播，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禁止：禁止使用某些论题或禁止外行(外人)理解。

－集中：在使用同样语言的人之间建立相似关系或亲密关系。

－分类：将某些现实或某些观念分成不同类别。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许多的群体都会用专门的行话或俚语。有些群体会搞出满足具体领域，技术的语言(如语言学中提到的社会方言和技术方言)；还有一些群体，多为少数群体，他们最初创造某种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保密，只有群体内的人也可以理解(黑话，匪话等)，区别于他人(年轻人的语言)。在这两种情况当中，词汇禁止语言被所有人理解，这同时给群体内的人一种亲密感。有的时候，行话中甚至会传播意识形态，我们今天的人喜欢买“绿色食品”，买“废气排量少的”汽车… 这些理念最早也都只是行话中的词汇而已，当然，目的可能是为了健康为了环境，也可能是为了销售商品占领市场。

然而这些都不是完美的权势语言，因为客体对象以及传播都很有限，而且不管怎么说，行话俚语也最后都起了表达，描述和标示的作用。真正的权势语言是要统一所有人的大脑，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被称为新语(Newspeak)(不是“馨语”)，灵感来源于当初苏维埃的语言。小说中大洋国的独裁者“老大哥”(Big brother)将新语规定为大洋国的官方语言。这个语言要代替过去的语言，并以此取代过去的思想，尤其是要反映大洋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英格兰社会主义。新语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这个语言阻碍去说和想一些事物；然后这个语言会给使用者洗脑，在使用者之间建立联合，建立纪律，建立思维习惯。

要实现第一个目的，新语比较猛，一些词语直接被删除，或者是让其含义缩减为实用意义。这样呢，类似于“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这样的概念就无法被表达，因为没有词汇可以用来翻译，什么荣誉，正义，科学，宗教都没有了。新语以这样的方式让所有不满变得不再可能，因为无法再去参考其他世界，其他价值，只能以官方为准。以其他方式思考的人会被统一地看作是罪人，而且这些罪人虽然以其他方式思考了，却没有语言来表达。时间越长，新语的词汇的统治地位就越稳固，用过去语言写的文件就越变得难以理解。这样一来，所有潜在的反对者都“失去了记忆”，无法从文件中获得支持，无法将现有系统同过去的也许相对正义和自由的系统做比较。

第二个目的：新语要求用十分贫乏，十分标准化，被控制的十分严格的词汇来描述和思考世界。语言中所有的同义词，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复杂都不见了。语言缩减为几个标准的表达方式。比如说bad这个词不见了，最多只能说ungood。此外，构词法也变得十分简单，不再有很多的动词时态，没有复杂的复数形式，没有复杂的性数配合。词汇减少，意思简单，它们机械地制造可预见的句子和贫乏的含义，阻碍着批判和思辨思考。无法表达意见，只能喊口号，这就是新语简单清晰的过程，它拒绝其他自然语言的存在或强制消除它们。这样的语言才是权势语言。举小说的例子并不代表这样的权势语言在现实中不存在，苏维埃的语言，再如德国哲学家作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其书(Lingua Tertii Imperii)中描述的纳粹通过改变德国语言来支持其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共产主义这个词原本由很多人的许多复杂理论支撑，含义丰富，但是在冷战时期的北约国家中，这个词的含义被缩减为“华约集团”。今天，这样的权势语言依然存在，民主国家的政客有他们的“木头语言” (Wooden language)，社会主义中国有官话，还有民间的“政治正确”(别说瞎子说盲人(残疾歧视)，别说妓女说性工作者(性别歧视))。读读报纸，看看电视，你会发现人越来越虚伪，但是，虚伪的人确实有，而制造和使用权势语言的也大有人在。

互联网，Web2.0不仅给了公众读的可能还有写的可能，对权势语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同样地，技术是中立的，你能用我也能用，强权语言受到挑战后屏蔽关键字随即而来，有的屏蔽性，有的屏蔽暴力，有的屏蔽其他… …此外就像我说的，文化使人差异，科技使人相同，某种程度上说，网络也在制造权势语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冲突即新权势语言对抗老权势语言的表现。

那么作为阅读此贴的您，面对权势语言可以做什么？无非是“获益”或免疫吧！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0/08/权势语言/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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