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012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祝华新 刘鹏飞 单学刚

摘要：2012年微博客继续升温，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在积累和叠加，网民对深化改革表现出热切的期待，有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取向的意识形态论争重新抬头。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民间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态度强硬，但仔细辨析，其背后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单纯的民族诉求。以《人民日报》开设法人微博为标志，微博“国家队”崛起，拓展了官民对话渠道。

关键词：网络舆情 法人微博 意见领袖

一、2012年的网络民意诉求和社会热点

（一）网络舆论继续升温，社会压力有待释放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和叠加；中央政府高扬“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旗帜，而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往往难以冲破现有利益格局的藩篱。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突发舆情因素有增无减，如弱势群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政府公共治理的越位和缺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与民争利，以打压民众权利的方式维稳，都会让一些冲突个案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为公共事件，拷问政府的公信力。

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远低于美英日韩（均在70%以上），但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社会转型期法治的不够健全，传统媒体侧重舆论导向而舆论监督功能严重弱化，互联网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唯一比较畅通的通道，是网络舆论发达的根本原因。通过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听取公众诉求，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释放社会压力。

我们选取了3家论坛（BBS）、2家微博客和2家社交网站（SNS），汇总出这一年的20件热点事件。在前20大热点事件中，忽略新计入的社交网站帖子数量，也全部超过了百万热帖量级。2012年100万至1000万热帖的话题数量有14件，与2011年的13件相比，增加了1件，大体相当。

表1：2012年度20 件网络热点事件

注：以上数据中，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社区为主帖数，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人人网和开心网为主贴和转帖总和。

（二）网民解构国内外主流宏大叙事，民生主题凸显

2012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税与金融杠杆作用下，CPI和PPI双双下滑，房价、电价、油价上涨趋缓，先跌后涨，与普通市民日常消费的切身体验、观感和愿望仍存在差距。各地阶梯式电价方案在听证会和市民意见征集后试行，网上掀起各种“伤不起”的声音。

政府的公共治理暴露出诸多瑕疵，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继2011年地沟油事件后，中央电视台2012年4月揭露毒胶囊事件，再一次震惊全国。网民调侃：“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涉得了水塘，制得成酸奶，压得成胶囊，2012，皮鞋很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吊销了3家胶囊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从7月份的四川什邡市钼铜项目、江苏启东市造纸厂排污项目，到10月份浙江宁波的PX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引发群体环保抗议，陷入“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特别是PX项目，从2007年的厦门到2011年的大连，频频遭遇抵制。地方政府从立项到民众上街后的仓促下马，均未经过程序化的民主决策，给老百姓不闹不解决、闹得越大解决得越快越彻底的暗示。这种危机处置模式破坏性强，成本极高，亟待搭建公共政策公开公平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

2012年，“强制”作为一个副词，仍然与“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新闻记忆相联系，尽管数量上有所减少。陕西镇坪县怀孕七月孕妇遭强制引产，辽宁盘锦民警在强制征地中枪击村民，都引发舆论质疑和批评。

（三）网络反腐专业化、常态化、娱乐化

网络曝光密切监督社会，一块手表、一根皮带、一盒名烟、一个表情，“附着信息效应”显著，都可能成为反腐风暴的导火索。有人调侃：“微博时代，官不聊生”。

在延安一起惨烈的车祸现场，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露出不恰当的笑容，遭遇网友“人肉搜索”，被发现戴有多款名表。鉴定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等网友推断其佩饰超出合法收入。三峡大学刘艳峰同学还向陕西省财政厅、安监局，申请公开杨达才工资。当地纪委最终介入查处。

官员履历近几年来也备受关注，从当年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到2012年的湖南湘潭“90后”女性王茜拟任区发改局副局长，“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均引起平民百姓的愤怒。从“表叔”到“房叔”（广州一位处级干部被查出游22套住房），网民反腐屡建奇功，恰恰警示制度化反腐的阙失面。

（四）“最美”人物迭现，良善需要制度支撑

2012年，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中“最美”人物最多的一年。杭州“最美司机”吴斌，佳木斯奋不顾身营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广州“托举哥”周冲，北京7.21日暴雨之夜打“双闪”到机场接运滞留乘客的私家车主，互联网已成为中国人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信息总汇和精神家园。

网上存在大量对“中国式陋习”的隐喻与吐槽。“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中国式接孩子”，家长们驾着各式交通工具，学校门口瞬间失控，嘈杂犹如集贸市场。在转型期社会存在诸多瑕疵，如何避免“破窗效应”，维系公序良俗，提升国民文明水准？对理性、规则、公德和法治理念的反思，都成为国民心态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五）国际议题增加，民族诉求背后蕴藏民生诉求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得到上升，国家领导人“提着钱袋”访欧（外国媒体用语）。中国人比以往更渴望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尊重，因此在遭遇周边领土领海争议时，表现得情绪激烈。

2012年的爱国主义旋律，与2008北京奥运之年有所不同。那一年虽然发生了火炬传递中的街头激情，还有地址家乐福的躁动，但总体而言是平和表达，最终归结为喜迎五洲嘉宾，展示大国雄风。而从南海问题倒钓鱼岛风波，网民感到的不乏压抑、憋屈和愤怒。

民族情绪本是把双刃剑。9月15日、16日，西安、长沙、株洲、深圳、江门等多城市的反日游行中，出现了针对日系车主和日货商场的大规模打砸抢行为。用U型锁重伤日系车主李建利的嫌犯蔡洋，身材粗壮，河南南阳郊区农村的“90后”，来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曾两次掉下来，“差点摔成脑震荡”。他曾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平日没有倾诉的对象，下班后沉迷枪战游戏。蔡洋的内心郁积，终于在9月的事件中找到宣泄的出口。

据湖南省纪委干部陆群在个人微博“御史在途”透露：某市拘留了47名参与打砸日系车和日货店的青年，在讯问时发现，有12人不知道钓鱼岛在哪里。这进一步验证，反日游行中，相当一部分民族诉求背后蕴藏的，其实是底层百姓反对贫富分化的民生诉求。街头施暴者违法必究，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无望的处境需深刻反省，找到救助和矫治之策。

二、2012年网络舆论生态

（一）网络民意表达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微博用户也达到1.7亿人。2012年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正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网进入爆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城市均宣布要建设“无线城市”。新技术媒介的发展，既扩大了网络舆论的参与人群，也便于网民随时、随地上网而提升了网络舆论的频率和强度。

微博客新增用户遭遇瓶颈而趋缓，但微博客的影响力继续发散。微博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和主力平台。一些部级研修班，每日留出15分钟请专家介绍微博热点，养成官员使用微博的习惯。

面对王立军事件这一突发因素，在传统媒体和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网民充分利用微博，以及SNS（社交网站）、论坛等网络“自媒体”，掀起了真相“挖掘机”和“搜索拼图”风暴，甚至一度摆脱了新闻依赖，展现出空前的舆论能量。

（二）“90后”青年登上互联网和社会舞台

2012年，“90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开始走出校园，600万几乎和互联网同龄的一代人开始踏入社会。青年网民思维活跃，熟悉互联网新兴媒介，具有丰富的信息渠道，生活方式与互联网难分难解，“杜甫很忙”、“元芳，你怎么看”等网络流行词也成为群体语言符号。

在广东乌坎事件中，15岁的大男孩“乌坎鸡精”和“乌坎爱国青年团”的微博，一度成为村民抗争的唯一信源。在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率先走上街头的是中学生。在广州反对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车站的“举牌哥”是高一学生陈逸华。在香港“国民教育”教材风波中，12万人的游行，最初竟是由黄之峰等3名中学生在“脸书”网站发起。

青少年网民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议题的设置。“90后”已经登上了互联网的舆论舞台。青年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伴随着民众热衷于对“身边事”的积极表态。但一些年轻人在环保抗议事件、反日游行中，表现得冲动偏激，引起舆论的忧虑与争议。

与“公共知识分子”雄踞新浪微博和思想文化类网站不同，草根网民公开自称“屌丝”，让成人社会大惊失色。这个不雅词表现的是小人物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减压，集辛酸和恶趣于一体，在插科打诨中表达出对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的“集体焦虑”。“屌丝心态”甚至上了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政府和全社会需大力维护起点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给新生代以职业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

（三）中产阶层的社会向心力需要修复

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存在扩大可能，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各界怀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迫切希望拥有稳定、庞大和富有公民素养的中产阶层家庭。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开始触犯中上阶层的安全和尊严，这种趋势在2012年得到延续。

浙江东阳市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企业界很多人对其抱有同情。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重审，终审判决为死缓，刀下留人。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温州私营企业家“跑路”，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暂时闪避。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公开承认“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改革试点。

沈阳商家担心政府逾法重罚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满城尽是卷帘门”。商家罢市比主要是“社会闲杂人员”参加的群体性事件，性质更为严重。商家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四）网络论争的非理性化

2012年初最热闹的是，麦田、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门”引出的“方韩大战”。“韩粉”与“方粉”也爆发口水战，势成水火，大量诉诸主观情感的言辞，显示出科学理性思维的贫乏，一些“意见领袖”也卷入其中。当一些知识界网友经常嘲笑官员“触网”笨拙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在“方韩大战”中交了一份不合格答卷。

微博是交流参与的平台，但也具有某种“毒性”。一条微博140字，只能展示结论，不适合充分展示论证过程和论据。《中国青年报》曾撰文分析：微博网友经常Listen half（听一半），understand quarter（理解四分之一），think zero（零思考），却做出了react double（双倍反应）。消解微博的毒性，不妨鼓励长微博和新闻链接；同时开设博客，用博客梳理思想、沉淀情感。最早的微博玩家“和菜头”10月宣布暂时退出微博，怀疑微博的碎片化阅读“对大脑有所损伤”，让人易怒、易挑衅、易轻信，无法专注。

近来网上论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微博约架”。其实网友大都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只是各种利益摩擦和社会矛盾激化，耐心渐失，容易迁怒于另一种“药方”和“大夫”。一些活跃在互联网、传统媒体和社会讲坛的公共知识分子被妖魔化，“公知”渐成贬义词，除了左翼网友的刻意贬低，也因为知识分子对国情和改革的复杂性失察，遇事话往狠处说，远离了底层民众的现实诉求和心理。

其实，网上无论“左”和“右”，不管其具体主张如何幼稚和荒谬，都在不同方向上拓展了全社会的言论空间，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的开放。网上论争，正是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表现。但如何用好网络话语权，彰显社会责任，提升各群体媒介素养，对网民特别是“意见领袖”来说，已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五）网络谣言需要刚柔并济的“生态治理”

网友匿名发言，频繁深度交流，缺乏法律和伦理的强有力约束，因此互联网可能成为谣言和偏激声音传播的温床。虽然网友对“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提法持换衣态度，但应该承认，一些网络谣言，像“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等，对社会秩序有损害，容易导致人心浮躁和戾气抬头。

2012年政府出重拳，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谣言传播者进行处罚。2012年3月，个别在网上“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的网友被警方拘留处罚，梅州视窗网、兴宁528论坛等16家疏于管理的网站被关闭，新浪和腾讯的微博也被关闭评论功能3天。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至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网站已达42家，彰显了国家打击和治理网上传播谣言的决心和力度。

然而，威权手段并不是网络治理的唯一选项，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政府找到其自身的制衡力量。网民辨别能力、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的出现，意见领袖的自律性增强，还有自媒体运营商和管理员的责任回归，都是构建网络“生态治理”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剖析谣言和偏激言论产生的原因，也不能全部归咎于网络本身的无序。网络暴戾思维的根源，还在于现实中一些社会问题没有的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于政府本应公开的信息还没有做到足够的透明。

（六）推进网络公关成为“阳光产业”

网络公关是指利用互联网的高科技表达手段营造企业形象，它为现代公共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策划思路和传播媒介。

然而，这个新业态却因为一些不当利益的驱使而鱼目混珠。一群以互联网发帖、回帖为主要工作的专职人员，被称为“网络水军”，为雇主在网络上造势，炒作获利。甚至有很多人还会变身为以恶意炒作、造谣和攻击对手的“网络打手”，据媒体报道，康师傅被曝是日资控股企业而遭“抵制潮”，幕后推手是竞争对手统一集团。此外，还有很多非法企业打着“舆情监测”口号，大肆进行有偿删帖，清除“差评”等工作。恶性的“网络公关”在无序的博弈中造成企业两败俱伤，对脆弱的网络生态更有不可低估的破坏左翼。还网络公关为“阳光产业”，除了企业自律外，政府也开始加强管理，2011年6月就有55家从事非法网络公关活动的网站被依法关闭。

三、“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场的角色和作用

（一）网络“意见领袖”的构成日益多元化

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指的是日常关注社会公共话题、保持人文价值关怀的知识分子，包括大量活跃在网上的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各业精英等。我们把女演员姚晨也列为“意见领袖”，因为她在微博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转发解救被拐儿童、救治病残人士、保护环境等内容的微博，还参与强拆一类公民权利问题的讨论。而同样粉丝众多的体育明星刘翔，由于较少参与公共话题，不能视为“意见领袖”。

草根百姓也可能成为“意见领袖”。2012年8月24日晚上，知名草根网友“作业本”重返新浪微博，第一个帖子“想跟300万人拥抱”，在一天时间内，转发23.8万（目前转发24.6万），评论14.9万（目前评论16.7万），其粉丝从停博前的292万，暴增至330万（目前已接近420万）。这个青岛的小伙子以其率真而又桀骜不驯的个性引来了如此众多网友的喜爱。如果说知识份子网友在海上呼风唤雨，草根网友则像海底深层的洋流，该洋流提示历史的走向。

目前，差不多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在互联网中找到本阶层的“意见领袖”。互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多层次的公共领域。

通过对100位“意见领袖”的职业分析，我们发现，媒体人士最多，其次是学者、作家与撰稿人、党政干部、企业家商人、公益人士、律师、演艺名人、网络达人等；另外，有超过3成“意见领袖”具有两到三种社会身份（见图1）。

图1 排名前100位意见领袖的行业分布

（二）“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共同塑造主流民意

美国的微博客Twitter（推特）有个统计，2万名精英用户，只占注册用户的0.05%，却吸引了一半的注意力，即一半帖文是对极少数精英用户的转发和评论。中国的新浪微博也有类似的情形，大约300位“意见领袖”掌握着议程设置权，从而获得相当大的话语权。

根据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假设，新闻事件不少直接作用于公众，而是由一些民间专家先行做出解读，形成价值判断，传递给公众。公众对他们十分信服，甚至到了盲从的程度。网络舆论看似亿万网民在发声，但核心环节是这些“意见领袖”在设置议程、掌握话语权。

今天，能与网络“意见领袖”平分秋色的，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具有新闻调查的职业权威性，对网络传闻起到验证作用，并能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传统媒体的价值判断，还能让持重老成的公众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安全感（见图2）。因此，网络热点离开传统媒体的“背书”，通常不可能进入主流民意。一些地方政府“应对”舆论危机的秘诀，就是下令传统媒体不介入，“网上来网上去”，让网络舆论自生自灭。

图2 近年传统媒体和“意见领袖”在舆论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抽样：120件）

在社会舆论议程设置方面，网络“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的影响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达到过高峰，并对舆论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2011年以来，由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网络“意见领袖”产生影响的话题开始增长，出现传统媒体与网络社区“两个舆论场”融合的趋势。

四、微博引领官民互动新形势

（一）政府公信力面临“塔西佗陷阱”的挑战

2012年6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洛阳山区考察，见到路边一片长势喜人的麦田，兴之所至下车割麦。网站新闻跟帖中，几乎一边倒地讥讽卢书记“作秀”，怀疑卢书记割麦的姿势不正确。

重庆悍匪周克华被击毙后，网友“陈子河”发帖，怀疑死者可能是湖南便衣警察。没想到，网上以讹传讹，竟然传为湖南警察陈子河在重庆被误杀。虽然重庆警方严正声明，周克华DNA和指纹都已经比对准确无误，但网上还是质疑声占了上风。

这些事件显示，政府公信力面临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的挑战。要化解网上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不信任情绪，需要民众深入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转型期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也需要政府克服在突发事件中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旧疾”，以更加诚恳的心态和更加透明的方式，与公众沟通。而政务微博就是目前最流行的官民对话方式。

（二）政府微博从信息发布走向与网民互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言的公式：R＝I×A。R（Rumour）指“谣传”；I（Important）是“重要性”；A（Ambiguous）是“含糊性”。一件事之所以引起谣言，说明它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含糊性，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加上初期信息的不确定性，极易让谣言流窜。克服谣言最佳途径就在于建立起权威的即时的信息公布渠道，即让“A”值为“0”，则R=0。政务微博就是针对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消除“含糊性”的便捷工具。

各级党政机构和公务人员开通的政务微博在2012年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根据公开资料，新浪微博上截至2012年9月底共有认证的党政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50947，腾讯微博截至2012年7月20日认证的各领域党政机构及公务人员微博也已经超过48050家。政务微博已成为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提升的集中表现之一。“国务院公报”微博于11月10日正式上线，将及时发布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当天收获了23万粉丝，成为迄今最高级别的政务微博。

在深圳5?26交通事故发生后，@深圳交警 发出数条微博，还举行微访谈，就网友关注的事故的诸多疑点，一一在线解答，他们还会同有关部门召开四场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进展，较好地化解了民意的疑惑，抢回了主动权。

在北京7.21暴雨中，市民遇险除了拨打110、120和122急救电话，就是纷纷@北京发布（北京政府新闻办，粉丝196万个），@平安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粉丝400万个），@北京消防（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粉丝187万个）等政务微博。在危难中，民众已经认可了政府在微博的存在，借助微博展开了良性的官民互动。暴雨第二天，一些车主发现前一天夜晚滞留在街头的私家车被贴上罚款条，纷纷@北京王惠（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粉丝162万个），王惠把情况汇报给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吉林当天表示，罚款条全部作废。面对网络质疑，北京市政府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布77名遇难者名单和身份信息。

2012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2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从地域和行业分布看，机构微博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从地域上看，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通了数量不等的政务微博；从行业上看，除公安微博保持了强势增长外，各级新闻办、旅游局、共青团组织等系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名博”，特别是以“北京发布”、“上海发布”、“南京发布”、“成都发布”等为代表的一批政府新闻办微博迅速崛起，不但拥有了百万级的众多“粉丝”，也探索出了一套政府通过自媒体实现信息发布、有序互动的新途径。

政务微博除了宣讲政策和便民服务内容、营销政府亲民形象外，在突发事件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用官方微博积极发声已经应成了很多党政机构的“规定动作”。6月11日，武汉市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爆炸、污染等传闻甚嚣尘上，当地党政机构和相关企业经过核实后，迅速通过“湖北消防总队”、“武汉市环保局”、“武汉气象”、“魅力青山”、“幸福武钢”等机构微博发布最新消息，形成辟谣团队，迅速消除了社会恐慌。在国庆“黄金周”中，车主出行除了听交通台外，还可以刷微博看路况直播，各地公安微博和政府新闻办微博在节日里加班加点，异常忙碌。

（三）官员微博展示公仆本色

政务微博的另一大类，是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加V认证身份的个人微博。根据新浪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新浪认证的公职人员微博达到17815个，上至省级高官，下至基层民警，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和公务人员把微博使用作为办公习惯，显示人民公仆贴近群众的本色，有利于改善官场颐指气使留下的负面“刻板印象”。

2012年2月上海市民秦岭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反映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无门，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市政府新闻办微博“上海发布”，公开答复，促成秦父住进医院，度过了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传为政坛一段亲民佳话。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的腾讯已经突破了800万听众。除了官阶高之外，他的6000多条微博平易随和的风格也是引发网民追捧的重要原因。2012年3月，作为人大代表的他赴北京参加两会之前，专门通过自己的微博向社会征集建议或意见，网民响应者众。

2012年国庆期间，面对陕西华山突发舆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彻夜不眠，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直播游客疏散，并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为前方的游客疏散和后方的媒体报道搭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

10月30日，湖南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友之邀”，在个人微博公布了家庭财产，包括7间老屋、县城一套价值40万元的房产，女儿出嫁给出的22万元，引起热烈反响，再次激起公众对官员财产公示的期盼。

（四）“网络问政”从应急管理向制度建设延伸

各地方兴未艾的“网络问政”能否从应急管理向制度改进延伸，改良体制内的运作，推动“良政”和“善治”？一些先行先试的地方已经做出了努力。

南京市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南京发布”，建立了市、区、部门信息通联制度。有网友曝9岁娃因户籍无法上学帮母亲清扫街道，“南京发布”穿针引线，各级政府机构迅速行动，在155分钟内，核实情况，辟谣回应，发帖网友诚恳删除了不实爆料贴。

广东惠州市开办“惠民在线———网络问政”平台。对网友提出的一般问题，各部门必须做到5个工作日内回复；超过5个工作日尚未回复的，问政平台亮“黄”灯；超过15个工作日仍未回复的亮“红”灯。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各县（区）党政一把手、市直职能部门目标考核指标体系。

如果说现行体制带有自上而下的威权政治特征，“网络问政”则引入了自下而上的民意因素，不仅是一种亲民姿态和个案救助，更需要增加体制的弹性，把民意政治逐步推进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层面。目前在把民意导入决策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方面还有待突破。

五、新老媒体互动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

（一）微博“国家队”异军突起

2012年7月，《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人民日报 不回避现实社会的矛盾，敢于就敏感话题发言，先后关注了北京暴雨死亡人数、启东事件、巧家爆炸案、刘翔退赛、“保钓”、宁波PX项目等社会瞩目事件。“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敬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舆论，权力才不会失范，民心才不会失散”等，犀利的评论呼唤体制的责任担当，给民众送去温暖和信心。

在党的十八大开幕之际，在新浪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粉丝数突破了280万。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有64年历史的《人民日报》发行量也是280万份。而法人微博聚集280万受众，不足4个月。这是延安《解放日报》以来，中共文宣策略的惊人一跃，相当于在微博办了又一份人民日报。

新华社有@新华社中国网事和@新华视点等，中央电视台有@央视新闻和@央视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中国之声 等。针对南航空姐被打事件，广州越秀区委宣传部矢口否认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打人，而@新华社中国网事 记者则通过采访目击者发布了“新华版真相”。随后，@新华社中国网事、@新华社广东快讯 等微博分别对越秀区官方发出“真相三问”。

在9月15日-18日的民间反日风潮中，@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网事 与人民网，联手多家政务微博，呼吁理性爱国、遵纪守法，在群情激愤的时刻，发挥了国民心态压舱石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局势起到了督促作用。

中央媒体微博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崛起，改变了主流媒体对网络热点迟钝和失语的状态，敢于直面问题，维护社会公正，赢得了公众的认同，延伸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二）《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现象值得关注

近年来，《环球时报》和环球网在网络实名制、动车事故和中国高铁战略、美国大使亲民秀等一系列问题上，为政府辩护解围；在陈光诚事件等敏感议题上，突破传统限制“捅破窗户纸”；吸纳自由派学者撰写文章，力图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话语平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个人微博，粉丝272万，经常与自由派网友展开辩论，获得了巨大的人气。《环球时报》成功地营造出又一种体制内话语体系。

在一些网民眼里，《环球时报》等同于党报。其实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市场化媒体，它悄然实现了价值观的现代转型，把传统的政党政治理念置换为国家利益至上，并形成与知识分子热衷的“普世价值”对冲的意识形态。对于那些无力融入市场竞争、怀念计划经济庇护的草根群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社会转型期底层矛盾日益尖锐，老百姓逐渐失去耐心，知识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创新体制内话语体系，展开切实有效的官民对话，涉及体制授权、新闻管理、政治伦理底线等复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现阶段，体制内媒体的活跃程度，超过市场化媒体，有人甚至断言媒体业和舆论场面临一场“国进民退”。“国进”值得鼓舞，体制内媒体利用体制缝隙，获致更大的腾挪空间；但“民退”值得忧虑，南方报系在北京暴雨、唐慧案等事件中一再失语，《东方早报》、《西安晚报》、《长江商报》等均因大胆直言或调查报道受压。一个理想的媒体和舆论生态，是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比翼齐飞，是政府宣示和民众之声和谐共鸣。

（三）媒体人微博言论新闻化带来伦理新问题

2012年8月，北京大学原教授邹恒甫在个人微博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玩弄餐厅服务员，被转发了近三万次。这条新闻“五个W”严重残缺的爆料，被多家媒体作为新闻报道，却未能证实，邹恒甫事后也承认夸大“是我一贯风格”。

毒胶囊事件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在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上率先爆料，转发调查记者短信称：“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这条微博被转发近13万次，受到央视处罚。不少网友同情和支持赵普，但记者如何在网络“自媒体”发言，在新闻界引发严肃思考。

在央视播出正式报道前，赵普无权以个人身份发布同事采访的新闻。对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这样涉及百姓健康的大事，32字的微博压根说不清楚，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确应审慎。

路透社的《网络报道守则》告诫记者：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需分开。“转发/共享一个链接轻而易举，但如果你转发/共享的内容最后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让人联想你偏向争议中的某一方，就会损害你个人和路透的声誉”。看来，微博的言论自律和他律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都已制定记者网络发言的守则。

六、2013年网络舆论展望

（一）微信等移动社交进入井喷式发展

微信、米聊、陌陌、飞聊等移动社交应用，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受到了年轻群体的青眯，在聊天、交友、会议和社会动员方面展现出巨大的优势。

预计在2013年，我国移动社交软件的发展将进入井喷期，移动社交网民和微信公共帐号数量大幅度增长，在突发公共事件与热点话题中将显示力量。更多的政务机构、主流媒体和社会名人将大量入驻移动网络舆论场，刷新舆论格局。

（二）民生与吏治或成2013年热点议题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面临国内外复杂局势，要继续保持国家平稳较快发展，中央与地方施政纲领的继承与创新，将会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

奥巴马连任，美国重返亚太，国籍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中国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加，民族主义议题在2013年网络舆论场有可能还会延续和激化。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生问题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物价、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话题仍将是网上热点。纾缓民生与整顿吏治，是重聚人心的两个方面。

（三）继续拓展网络言论空间

“网开一面”，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是谋划和实施各项新政的前提与保障。通过观察测量网络民意与社会民意，找到改进社会公共治理的创新举措。政府更加重视网络平台建设，舆论监督的运作空间会加大；将借助互联网，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对抗，实现弹性维稳和动态维稳。与此同时，在网络为主要载体的舆论场上，不同价值取向的论争会更热闹，“微博约架”等行为艺术估计还会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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