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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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5日 (二) 18:28的版本
国进民退是指自习近平执政后，即200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意思是「国企进，民企退」。虽然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平均股本回报率为4%，但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和资金。习近平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进行整合，并且在监管方面给予它们优惠待遇以及给予它们补贴，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国有企业可以轻松挤掉国内外其他竞争对手。[1]
国进民退与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早期阶段的199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私营企业被视为蓬勃发展并给国家带来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淘汰了一些实力较弱的国有企业。《纽约时报》2012年发文“中国应再启国企改革”，文中称“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钟摆，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反复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摇摆：2005年前，国企改革从意识形态问题变成技术问题，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国退民进’——1990年代末启动的‘国退民进’运动是朱镕基政府以产权为切入口进行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当时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堆积换取了刮骨疗毒式的国企手术，在全球国企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2]
“私企退场论”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明显。2018年2月23日，中国保监会宣布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在一段时期内直接全面管理民营企业性质的安邦。虽然安邦的背景及资产性质较为复杂，但这种处置方式以前极为罕见。[3]
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中国国企高管这样评价：
“十九大以后，政府在收权，并没有放权。一方面，这是由中国执政党的本质决定的，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始膨胀了，也不太依赖于外资了。”
独立学者吴强认为：
“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后的命运并不是必然被国有资本接管，关键还是要看私有企业是否有政治代表，能否能执政党联盟。在过去20年，共产党执行的是吸纳型政治制度，民企中出现了政协代表，由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庇护，但目前政协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有限的政治地位无法保障他们目前的状态，在经济下行阶段很可能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包含了民营企业家，也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但现在的意识形态完全抛弃了三个代表。”“贷款难、员工社保问题、企业税收问题，都迫使近年来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这种国有资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没收私营经济、公私合营更隐蔽。”
对民营企业统战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2020年9月发表了一份中共文件，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新华社称，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首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文件。[4]
在这份题为“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中共中央表示：
“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企和民营经济人士，包括民企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大股东、和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但文件没有提到台商和外商。”
从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对他们是即依赖也限制，防止这股民间力量脱离中共的控制。即便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共的理论研究部门还不时发表文章称，要限制甚至最终取消民营企业。习近平上台以后明确提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地位明显下降，“国进民退”的问题更加突出。
国进民退的本质
对于国进民退的本质，经济学家这样评论：
“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5]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然可以消解产能过剩，只有计划权力的崇拜者和受益者才会不顾企业亏损地盲目扩张。对市场化改革的阻挠和叫嚣从未停止过，那些对计划经济和通过权力来控制和配置资源情有独钟的‘计划权力崇拜者’和‘计划机制复归者’们，千方百计地把自由市场经济‘妖魔化’，甚至妄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借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试图彻底否定自由竞争市场这一行之有效的基本经济运行模式。国内一些所谓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并非赞同凯恩斯主义的全部主张，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其实只是‘权力主导和配置资源的经济’，并且力图用习惯性的计划思维推进有利于少数集团利益的计划机制复归。”[6]
中国数字时代
- 行者手记3 | 做“党的孩子”是民企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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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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