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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没有暴力支撑，洗脑会烟消云散”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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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2016年3月17日 (四) 20:56的版本

洗脑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要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写了一篇《出生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就会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健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有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被洗脑者并不知道也不承认他在被洗脑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自信，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无论在1984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生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也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也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之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手段都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的，它跟你的有血有肉的经验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洗脑后拿出的一套东西是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介绍：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到内蒙古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德语。1978年5月考入外哲所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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