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014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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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本舆情分析报告覆盖时段（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内的2000多件舆情热点事件 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4年度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
热点事件的热度由其新闻检索量和微博（包括新浪和腾讯微博）检索量综合确定，二者的权重各占50%。通过专家打分法对每一热点事件的舆论倾向性做了量化处理，具体含义为：1—极端负面，2—较为负面，3—中性，4—较为正面，5—极端正面。综合计算事件的热度和舆论倾向性，得到由该事件所产生的舆情压力值。当舆情压力值为正时，负面舆情占主导，当舆情压力指数为负时，正面舆情占主导。累加某一领域或地域的所有相关热点事件的舆情压力值，可以得到该领域或地域的舆情压力总值。
本报告将一年以来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个别热点事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可以看出：①官民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态、医患矛盾、阶层流动壅塞、权益纠纷增多等社会矛盾聚焦点，是网络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这一领域的话题只占舆情总热度的四分之一，却负载着近三分之一的舆情压力。②公共管理、吏治反腐、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舆情事件多由党政部门引发和主导，超过一半的热点事件都属于这些领域，但舆情压力还不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在这些领域中正面事件所占比例不低，达到10%左右，可见党政机关在舆情应对和形象宣传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不少网民认可的。③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如工厂爆炸等安全事故以及暴恐、群体斗殴等安全事件，也是舆情危机的爆发点。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得出结论：①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舆情热点事件数量多，整体压力大。②从事件平均压力值看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大，而中部和东北等经济中等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偏远省份的单位舆情事件压力甚至超过了北京、广东等舆情高发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暴恐事件是新疆等地成为舆情高压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得出结论：①党政部门中，公检法和纪检监察是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近一半的舆情压力指向这些机构。②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也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区。③食药、质监、安监和环保部门虽然涉及的舆情事件不多，但单位事件热度大、舆情压力大。
社会矛盾领域承担的舆论压力最大，对此本报告进行了进一步分类统计：①持刀砍人、恶性撞人、闹市爆炸、公交纵火、灭门惨案等体现社会戾气的暴力罪行，舆情热度高、压力大，成为一年来社会矛盾领域舆情主要高压点。②官民、警民、医患、城管与小贩、劳资这五类关系也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聚焦点，其中警民关系、医患关系和城管执法正面事件比例较高，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弥合裂痕、重建信任方面的努力。③针对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的伤害事件数量多，网民容忍度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舆情爆发点。④关于社会道德的争议持续不断，“扶老人”、“见义勇为”是其中的主要关键词。
二、网络舆论载体的变化和媒体融合
2014年给中国网民的真切印象，是微传播时代的来临。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与2013年6月30日相比增长
4.8个百分点。手机网民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比一年前增长
8.9个百分点；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25.9个小时，比一年前增加5.4个小时。
（一）新老网络舆论载体的消长
据来自政府网络管理部门的数据，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微博客账号12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日均发帖2.3亿条；微信日均发送160亿条；QQ日均发送60亿条；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有人甚至断言，中国进入了“低头阅读”的时代，低头刷屏甚至侵蚀了亲情和友情。
微博的用户流失，热度下降。从2013年6月30日到2014年6月30日，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下降了11.1个百分点。 原因之一是网民的喜新厌旧，微信分流了微博的人群；其次是政府加大了微博整治力度，一些“大V”触犯法律被处置，其警示作用使网民微博言论趋于谨慎克制。有学者网友抱怨，自己的微博尽管关注了一千人，但发出一条博文，半小时后还留在首页。
但在马航失联、东莞扫黄、山东招远血案等突发事件和热门议题中，微博在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上仍然展现出微信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微博可原生态地展示社会舆论，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需要表达，保留微博这个公开的意见平台，而不是让各种意见下沉到私密的微信，有利于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脉搏，及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并澄清其中的谣言，对负面声音进行引导。
微信展示了用户强社会关系和社交媒体话题多元化的魅力，在亲友、同学、同事和同好者之间迅速流行。微信传播的内容，有很多属心灵鸡汤、养生秘方、晒孩子照片、秀个人生活，但涉及敏感议题、政治类不实传言和偏激议论的数量，不比前些年的微博少。所以微信舆论场，特别是微信公众账号和跨微信群的传播，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目标。
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前卫网民的新宠。例如扎客（ZAKER）是一款移动平台上的资讯聚合和互动分享阅读软件，将微博、博客、报纸杂志、网络新闻、图片等内容，按照用户个人的意愿聚合到一款软件上。“今日头条”资讯类客户端，日均活跃用户1600万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也相继开通新闻客户端。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推出澎湃新闻客户端，以政经类新闻的生猛挖掘、深度解读姿态，吸引了中高端受众。
（二）“自媒体”舆论需要专业媒体“对冲”
过去有一种说法，每个网友都是“公民报道者”、“公民评论员”。但网友只是新闻报道和“围观”式评论的业余队，而专业媒体（包括新闻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互联网“自媒体”的作用不宜高估。
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有媒体人发帖感慨：“当庞大的自媒体、各种小喇叭都拿在手上后，真实的现实是：事实是极度稀缺的。其结果，从传播事实变为表演自己，谣言的发生与传布，由此滋生。”
适度开放专业媒体，以专业技能和经验还原事实真相，均衡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有利于对冲“自媒体”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引导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转型期的复杂社会问题。专业媒体要做好网络“自媒体”舆论的“把关人”。
回望中国百年近现代史，新闻舆论场、意识形态的重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哲学界、党报，转移至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平台，文化重心不断下沉。网络舆论场中，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凝聚舆论焦点，热点话题来去匆匆，情绪化的宣泄压倒公共话题的持续理性讨论。因此，尤须警惕社交媒体消解科学文化理性，导致人心浮躁和戾气。
（三）媒体融合旨在扩大舆论引导力
屏蔽此推广内容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的产业升级，或者叫中国纸媒的“去书名化策略” 。政府推动媒体融合，更多地着眼于意识形态阵地的拓展。《人民日报》文章分析：鉴于青年一代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新闻传播要从“铅与火”“光与电”走向“数与网”，通过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手机报等有效引导舆论。
近年来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发布、澎湃新闻等为代表，央媒和上海报业集团大举进军新媒体，打通体制内外“两个舆论场”，开始影响网络舆论场的议程设置。@人民日报 法人微博在人民网、新浪、腾讯三大平台上的粉丝总数突破6000万，而纸媒订户仅310万。@央视新闻 微信有210万的关注者。
新闻门户网站的评论，在2014年得到高度重视。在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国平”系列网评痛切陈词“占中”的危害，呼吁香港回归法治，成为继央视“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后，又一具有舆论影响力的评论品牌。香港“担心大叔”含泪唱《等着你回来》，由Youtube首发；@北美崔哥 微博首发《香港占街，美国警察实在看不下去》；微信号“新闻茶馆”披露《“会议记录”事件——中美势力暗战香港》等，均在内地微博、微信流传。中央政府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2017年普选决定的立场，得到内地主流社会的坚定支持。
三、微博舆论场及其“意见领袖”作用机制解析
本报告通过对当下微博舆论场的研究，描绘“网络人文地图”，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政府企业的舆情处置、舆论引导提供第一手的参考素材。
（一）微博舆论场的活跃社群及其影响力分析
本文选取了1000个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微博账户作为样本，按“意见领袖”、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机构（包括党政机构和企业）进行分类研究。
可以看出：①媒体微博活跃度最高，主流媒体微博由于建立了团队运作机制，保持7×24小时的不间断更新，活跃度明显高于市场化媒体，例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的粉丝和影响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微博。②在诸多省市区，党政机构微博运营被纳入政务公开考核，也具有较高活跃度。③企业微博活跃度偏低。④“意见领袖”系由个人维护，帖文总量与机构运营微博比差距较大。
对意见领袖微博做进一步分类统计，可以发现：①草根网友、律师及维权人士活跃度最高。②媒体人、草根网友和律师及维权人士有更高的时政关注度。③党政官员有着相对较高的活跃度，而且趋势略有上升。④学者、行业专家和娱乐明星活跃度都不高，而且趋势都在下降。特别是娱乐明星在网上经常惜墨如金，少有的低调矜持。
相比于粉丝数，被转发数和被评论数更能客观地衡量微博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对各类微博账号进行分析，能够看到：①主流媒体微博平均个体影响力最大。②企业微博通过多种多样的微博营销手段，平均个体账号收到的转评数也很高，但舆论影响力有限。③“意见领袖”平均个人影响力低于媒体微博和企业微博，但考虑到意见领袖微博数量众多，其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忽视。④党政机构微博虽然数量众多，粉丝数也不少，但现阶段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力都较低。
通过关键词频度统计，本文试图从语义上把握微博舆论场反映出的当下社会心态。报告选取健康、志愿者、正能量、祝福、中国梦、帮助、慈善、关爱等表征正面含义的关键词，以及腐败、暴力、贪官、维权、上访、移民、特权、X二代等表征负面含义的关键词作为统计对象，通过考察它们在各类微博中出现的频度，得出微博舆论场正、负能量分布情况：①政务微博更倾向于提及正能量关键词。②意见领袖微博更倾向于提及负能量关键词。③意见领袖和媒体微博作为网络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方，对绝大多数关键词的提及频度相近。
通过统计一些时政关键词在各类微博中的提及频度，发现：①“意见领袖”更倾向于讨论民主、法治、反腐等侧重抽象价值的话题和事件。②政务微博更倾向于讨论交通、教育、环境等具体公共管理领域的事件。③媒体对这些关键词的关注度介于意见领袖和政务微博之间。
四、政府着力化解互联网新型社会风险
从1994年4月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接入至今，20年来互联网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管理风险。
（一）从“网络问政”到互联网“最大变数”
中国政府前些年主张“网络问政”，尽管基层的社会矛盾在累积，但“网开一面”，给民意的表达和释放提供了出口。《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提出“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异质思维”。
本届中央政府力推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坦率地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为给全面深化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联网对政府管控社会的“最大变数”，避免网络偏激舆论裹挟民意误导决策，并积极“亮剑”打压借助互联网造势的“寻衅滋事”。如果听任偏激舆论扰乱社会心理，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导致执政危机。这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来最为强势的政策思路。
（二）强势机构组建，理顺管理体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一直比较混杂，出现过“九龙治水”的局面。2014年2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担负起了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职能。领导小组单独设置正部级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同时继续保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作为日常工作机构。国务院已于8月授权国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搭建完成，体现了高层保障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中央网信办是继上世纪90年代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后来演变为经贸办和经贸委）之后，最强势的跨部委管理机构之一。自成立以后，一直以“白加黑”、“5+2”全年无休的方式工作。各地方也都在组建相应的网络管理机构，江苏、河南等省的网信办主任还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兼任。
（三）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之一。需要把管理者依法管网、从业者依法办网和全体网民依法上网结合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0月发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明确约束“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的行为之外，也提出为了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可免于担责。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涉及互联网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处置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执法依据。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互联网立法，也在研究酝酿中。
微信公众账号具有手机上的媒体属性，对舆论秩序的影响可能比微博、论坛和纸媒为甚。全国报纸约2000家、杂志约1万家，但微信公号约580万家，而且多为体制外的人士或机构在运营。国信办2014年8月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网友称为“微信十条”），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从业资质、审核机制、权限设置和违规处罚等反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是要求对时政类微信公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
网站要当好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守住第一道屏障。新浪微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网上发布谣言将及时得到澄清，遭遇网络侵权能寻求权利救助。人民网举办了“善意回帖”评选活动，倡导网民理性发言，不发布“恶意回帖”。
构建良好的网络法治环境，更离不开全体网民自觉依法上网，发挥网民群体对网络生态的自我修复、净化机能。中央网信办组建后，设置“网络社会工作局”，开展对网友包括“大V”的联络，推动成立网上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恪守文明上网的“七条底线”，减少情绪化表达，形成和而不同的言论规范，并对网站的工作进行监督，对谣言流言和偏激声音予以抵制和斗争。
（四）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升网络话语权
对互联网能否趋利避害，核心问题在于网络话语权的归属。互联网难以形成像物理空间那样严格的国界，全球舆论的交融空前方便，海外舆论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平台。6亿微信账户中，有1亿来自海外。基于此，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打造一支反应迅速、机制灵活又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网络“国家队”，对有效地扩大网络话语权、对冲外部杂音的干扰，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推行微博、微信、微视“三微”战略，进一步兑现政务公开，改变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被“吐槽”和批评的被动局面。在2014年，政务微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和《2014上半年度腾讯政务微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14年6月，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开设的政务微博达到119169个，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也达到181524个。
除政务微博之外，政务微信和客户端发布厅的建设2014年也有大踏步的前进，政务微信公众账号预计2014年底将达到6万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陆续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政务平台，利用重大信息快讯推送、政务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提高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政务新媒体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由粉丝数和影响力导向转变为服务力导向，网上办事逐渐成为常态。
@人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还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形成了日趋常态化的联动。2013年11月，人民网发起“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成都研讨会”，为他们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发表“成都共识”，提出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微博主动转评地方政府的声音，放大网上的正能量。
以往的政策宣传，常靠“稿海战术”。由于众多媒体密集发声，给人以山雨欲来的印象，似乎互联网言路收紧了，引起了不必要的抵触情绪。2014年8月7日国信办发布“微信十条”后，舆论引导压数量而重质量。这个规定公布当天，腾讯股价大跌，随后又开始大幅反弹，冲上历史新高，随后逐步回落。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腾讯股价站稳表明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微信十条”。
（五）做好网上“意见领袖”工作，发展“网上统一战线”
影响和团结网络名人，引导其客观、理性地发言，也有助于网络主流话语权的建设。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组织了“网络名人故宫行”、“丝绸之路万里行”、“粤来粤好——2014网络名人看广东”等活动，起到了密切关系、消弭分歧、共同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一些民间“大V”下基层、接地气，有利于他们客观地把握国情和主流民意，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大V”们平时相对超然的地位，较少的预设立场，对公众的说服力更大，属于一种有待开发的新媒体资源。
201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草根知识分子浮出水面。其实，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绕开传统的学术文化出版和传统媒体的成才路径，借助互联网登堂入室，已有先例。“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进入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免费出版平台，保障了话语权的均等化，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可能。
草根知识分子对市场竞争缺乏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批评，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当网上“公知”对体制的“吐槽”缺乏建设性，并容易撕裂社会时，他们对体制和国家民族寄托着美好的情感，因而在民众中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要看到，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性，习惯引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逻辑和语言来批判改革，导致网络语态的“左”转情绪，更易与民粹思潮裹挟呈现出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在从草根中发现和扶持“正能量”的“大V”时，要避免用草根批判精英，加深与知识界的裂痕。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在发展初期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需要鼓励更多学术文化资源上网，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网上的科学理性。
（六）探索政府舆情工作的机制和方法，培养专业人才
大数据时代，网络海量的舆情信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息图，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精准把握和科学利用，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政机关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近几年，各级政府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2014年又突出表现在从主要注重危机爆发后的应急管理，向加强常态的智能化舆情工作机制建设转变，从生硬的灌输式宣传，向以理服人的智能化引导过渡，并且开始重视舆情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屏蔽此推广内容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江苏昆山工厂爆炸发生后四小时才发布信息，发布会三易地址；河南获嘉化工企业扰民事件后，“县官与民众对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传言形成次生舆论灾害；广东博罗民众垃圾厂聚集事件中，面对三天前就有的微博聚集信号，政府不及早应对，导致错失提前化解危机的机会。
有些地方政府把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维稳和回应民意关切对立起来，舆情应对意识和处置能力有所退步。在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宣传干部在微博发问：发生冲突时“警察为什么不开枪”；余杭区公检法司机关联合发布通告，要求犯罪嫌疑人自首。这些改革以来已多年不见的言论和做法，有违法制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面对社会舆论的多元声音，宣传工作要站在群众中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宜站在群众对立面。
近年来，中国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上，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工作机制。而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这些机制，需要在长期的处置实践中对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技巧，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运作。舆情监测机构可望向新型智库方向发展，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五、展望2015年网络舆论场
自政府施重手打击网络谣言和造谣传谣的“大V”以来，在组织机构、法制建设、管理策略上都有了明显的推进，网上偏激、极端声音仍有存在，但响应者较先前大为减少。网络环境形成初步清朗的良好局面，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舆论生态进一步净化。2015年微传播可望继续扩张，微信影响力将继续增强，但微信公众账号管理纳入中央网信办“微信十条”管理框架下，腾讯微信站方则在积极落实处理违规账号。微信联合人民网、果壳网等，设立辟谣公众号——“谣言过滤器”。
二是其他网络“自媒体”舆论将进一步规范。路透已宣布关闭网站新闻评论功能，以“使那些滥用批评权的网民处于边缘位置”，读者可以转到社交媒体或在线论坛评论其新闻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新浪网、搜狐网、今日头条等29家各类网站2014年11月签署了《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承诺致力于使跟帖评论成为文明、理性、友善、高质量的意见交流，在网站新闻和“自媒体”舆论之间形成某种防火墙。
五是互联网立法、执法力度将更大。全国人大网站公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针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新情况，拟进一步完善刑法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在传播虚假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等方面，将追究刑事责任。在依法治理互联网乱象和保障网民依法表达、依法监督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互联网治理不应成为打压舆论监督的借口。
三是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管理标准需打通。目前，媒体微博、媒体微信、媒体手机客户端与其所依附的传统媒介形式（如报纸、电视）管理标准不一，一定程度上存在新闻价值观的偏差。例如在中央电视台揭露东莞涉黄后，一些都市报微博跟着“大V”起哄“东莞挺住”。新媒体运营需要树立“底线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新媒体平台对新闻事实的甄别能力和时事评论的建设性。
四是新闻网站和媒体微博、媒体微信的专业性有较大提升。国信办宣布，全国新闻网站将实行记者证制度（不含新浪、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把过去无证上岗的网站采编人员纳入规范的资质管理范围，并将组织专业培训。现阶段网络新媒体的从业门槛较低，很多人缺少采写编评经验特别是体制内媒体的把关经验和把关意识，而过度追求眼球效应等不良风气较为严重，如“标题党”。在医疗、环保、司法等专业领域进行报道和评论，专业素养亟待提高，避免出现有违基本常识或带有明显情绪化、误导性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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