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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教育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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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教育指的是一种通过教育、宣传或媒体传播等方式,向受众灌输对特定群体、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的敌对和仇恨情绪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通常通过歪曲历史、妖魔化特定群体、夸大冲突或利用情感煽动,来激发对特定对象的敌意。仇恨教育可能导致社会中的对立、偏见、歧视,甚至暴力行为。

仇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和灌输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对立意识,使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产生仇恨,通常出现在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独裁政权下,用来凝聚内部支持、制造外部敌人以转移国内矛盾。

仇恨教育的特征

  • 扭曲的历史叙述:通过篡改或选择性解释历史事件,将特定群体或国家描绘为“邪恶的敌人”。
  • 妖魔化特定群体:将某些群体描述为“威胁”或“敌人”,并通过媒体、教育系统、宣传机器等手段不断强化这种观念。
  • 煽动情感对立:利用情绪化语言和叙述,激发受众的恐惧、愤怒、仇恨等负面情绪。
  • 排外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优越感,渲染“外部威胁”,将内部矛盾归因于外部“敌人”。
  • 选择性的信息传播:通过过滤信息、限制批评声音、只传达特定的观点,塑造一个单一的、封闭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极权专制需要仇恨教育?

视频来自网络:中国课堂上学生历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仇恨教育与专制统治是一对难分彼此的连体怪胎。波兰人在近现代便曾长期深陷仇恨教育的泥潭。当波兰恢复为正常国家后,该国的思想史学者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极权主义制度总是需要将仇恨作为不可替代的工具呢?”[1]

科拉科夫斯基的回答是:“它们(极权)需要仇恨,不只是为了军事动员而保持适当的准备,甚至主要地不是把人的绝望、失望,以及集聚起来的攻击性引向他人,并由此把他们锻造成自己的武器。不是的,仇恨的欲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解释,即它从内心毁灭了那些仇恨的人。它使得他们在针对国家时在道德上无助;仇恨很像是自我毁灭,或者精神自杀,因此它彻底消灭了仇恨者之间的团结。‘盲目的仇恨’这种说法是多余的,没有其他种类的仇恨。因为,与爱相似,仇恨至少以它的完整的形式占据着整个人类精神领域,所以它可能显得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手段。但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方面表明爱与恨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国家能够放弃仇恨教育的理由。仇恨的纯粹消极性,使所有的人类交流瘫痪,也破坏了人格的内在统一,因此,它是解除人类灵魂之武装的不可替代的手段。”(《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2013,P281)

与爱的教育相比,仇恨教育更容易造就统治者所需要的共同体。但仇恨教育并不能让仇恨者真正团结起来,仇恨者不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便成为可以互相帮助和倚仗的朋友。只有爱的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连结——友爱、团结与互助——只能来自爱的教育。仇恨教育可以让仇恨者在道德感上产生自我陶醉,实则毒害了人的心智结构,剥夺了人独立于统治权力之外的社会性,使人丧失了与他人建立有效连结的能力,使其不自觉地深陷于原子化的泥潭。真正的现代教育,只能是爱的教育。

中国是否存在仇恨教育?

图片来自网络

有网友认为“中国当然存在仇恨教育,只不过中共搞仇恨教育的方式比较隐蔽”,主要通过三种方式[2]

  • 1.官方很少直接公开编造历史,但会筛选历史。例如日本确实侵华过,八国联军、英法联军之类的确实也都侵略过,但中共只说这些外国军队在中国进行的暴力行径,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人进行的暴行或中国人之间的暴力行径加以筛选、隐瞒或闭口不谈,久而久之中国人自然认为外国人坏,中国人好。但其实在真正历史上,除了俄军以外的八国联军、英法联军,乃至日军,德行都要高于中国军队、比中国政府对中国人都要好,假如中国人了解全貌,不可能仇外;
  • 2.中共给编造假历史的民间自媒体大开绿灯、积极引流。中国很大,持有各种观点的人也很多,所以中共很多时候并不用自己亲自下场打,只需要吹好黑哨拉偏架,自然能达到仇恨教育的效果;
  • 3.官方假扮成普通网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毛水军,或者直接伪装成民间自媒体编造各种虚假历史,例如中共体制内职工经常会被要求转发一些网络文章,这些网络文章显然就是官方假扮的民间自媒体写的。你要记住,中共可是搞地下党起家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伪装成平民。

2006年11月,中国学者袁伟时在北京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3]。提到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

在日本的华人博客作家BirchTree进一步评论道[4]

“狼奶”,就是仇恨教育,就是用歪曲和片面的历史,教给青少年错误的历史观。 这个“历史观”简单说,就是近百年一切近代中国人的苦难,都是外敌的错,中国的当局,不论是1911年前的清政府,还是1949年开始的中共当局,都光荣伟大正确 (当然在中共之前的,后来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是“无比腐败”的)。所以如果不爱当局,就是不爱国,就是国家的敌人,就可以被暴力对待甚至肉体消灭。而且一旦有了“爱国“ 的理由, 一切野蛮都是正义的。如果中国有问题,都是因为“外敌”太多太坏。在中国殖民时期,“外敌”当然不高尚,但清政府自己的落后腐败和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在历史教科书中被一掠而过,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更是如此,上文提到的三大灾难, 50年代迫害大量企业主的“反右”运动,导致1959-1962饿死3000万人的大跃进,1966-1976年迫害了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为“爱国”,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为“保卫毛主席”而对中国人自己的残酷的暴行。

2024年9月18日日本学童在深圳遇袭身亡事件之后,BirchTree撰文《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极权政权,是全世界儿童的敌人》[5]指出,“除了对外的‘仇恨教育’外,这个体系对内有更大规模更深重的对弱者的暴力”:

儿童是任何社会里的最弱势的群体,最应当受到保护的群体。 当一个成年人的利刃充满“正义感”地刺向儿童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针对最弱势群体的最野蛮的暴力,在中国社会里,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被颂扬和鼓励?2024年7月在苏州为保护日本学校儿童而被刺死的胡友平,又是为什么而死的呢? 仇恨教育是对它们制造出来的“外部敌人”。 但这个体系对内有更大规模更深重的对弱者的暴力。中国的儿童,女性,长年被这个体制大规模戕害。 只盘点 “有名”事件,就有1994年为了“让领导先走”在新疆克拉玛依被烧死的288个中小学生,有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的30万患儿。2008年四川地震现在还不知多少因为腐败豆腐渣工程而死亡的孩子。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爆出的丰县被拐卖被迫生8个孩子的铁链女,到今天现在还被封锁消息,不知所踪。

呼吁官方出台《仇恨指南》

2024年9月19日早上8时,深圳日本人学校10岁学生沈某(日本国籍,父母分别是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在母亲陪同下前往学校。在距离学校门口约200米的地方,沈某被44岁的中国男子钟某持刀捅伤腹部。《联合早报》记者采访的附近居民说,母子两人当时骑电动自行车上学,男孩被刺伤后倒在地上,几名路人为男孩进行了心肺复苏。沈某被送至医院进行抢救,9月19日凌晨死亡。这起日本男童遇害事件显然与民间愈发强烈的仇日情绪有关。

图片来自网络:“纳粹”德国时期的爱国儿童

有博主批评长期以来官方奉行的仇恨教育结出了恶果,与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存在着巨大冲突,构成了与世界为敌的困境。

“它让仇恨者在道德感上产生自我陶醉,实则毒害了人的心智结构,使人丧失了与他人建立有效连结的能力,不自觉地深陷于原子化的泥潭”。

对此,有网友评论道“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爱国’,教出的却是只敢欺负弱者的懦夫”、“很多人在乎的立场、国籍、历史、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有博主讽刺有关部门应出台一份《仇恨指南》,明确仇恨的对象、排序、方式,因为愈发严重的“无序仇恨问题正在中国集中爆发”。有博主质疑,在接连发生类似事件后,官方总是将之称为“偶发”,并拒绝披露犯罪者的身份和动机。这导致人们无法了解事件的全貌,对犯罪者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背景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找到诱发暴力事件的根源。还有博主担忧,苏州、深圳这类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接连发生仇外事件,可能导致中国国际形象的急剧恶化,外资流失进程进一步加剧,使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付诸东流。

目前看来,中国多年反日宣传及仇恨教育所塑造的整体社会氛围,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一些网友也担心,伴随着经济的下行,这种社会暴力的潜流,可能还会在将来制造出更多的人间悲剧。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国耻”一词依然是九一八这天的主基调,因为93年前,中国被迫开启了长期的反日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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