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网络抵抗

网络时代的抵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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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尽管中共政府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以及政治，法律，经济和技术资源让网络以对其统治有利（维持一党专制，发展经济，控制社会）的方式运行和扩展，但也必须始终不懈地应对网民们日益扩展的语言争辩，行为抵抗和权利诉求。

网络抵抗，或数字抵抗，是使用数字媒体，互联网和无线网络技术实现的文化抵抗行为。是更加广义的数字行动的一部分。这里的“抵抗”不仅仅是针对网络审查，也是更一般性地针对统治者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和宰制而言。

正如中国大陆翻墙上网的推特用户@untsop所说：“删我的贴可以，但我还是要说，换一种方式说，在别处说，心里对自己说。不说，坏人就得逞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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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以及下属的各级宣传部门，统管国家机器中社会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宗教信仰，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等部门和领域，专门塑造和维护有利于中共统治，巩固一党专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并透过强力而又隐秘的审查制度，实现统治者对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宰制”和对民众在信息和行动能力方面的控制。

中国的审查制度虽然有党的部门（如：中宣部），国家机构（如：网信办）和法律（如：《网络安全法》）的明文规定，但是其实施的过程和细节基本上是隐秘的。从被披露的被审查内容就可以知道：一类被严格审查的内容正是关于审查机制本身的任何信息。这个事实说出了关于审查这种权力行使的一个关键特点：越难被观察的审查，就越有效果。

另一方面，官方话语，也就是作为旨在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体合法性的“主旋律”话语，其宣传的效力是以“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为最高形式。被统治者对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审查（符号暴力）, 往往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进而认可这种暴力。

符号权力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变为自然属性。^[2]这意味着统治者不得不借助语言策略来维系其合法性，他们往往将赤裸的控制关系乔装为一种“委婉表达”（euphemization）^[3]，因此，弱者的反抗首先得撕开这层伪装。

网络抵抗，就是中国网民对抗网络审查和专制合法性话语（“主旋律”）的种种形式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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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抵抗”形式极其广泛。首先是那些在极权体制下勇敢说出真相的声音和记录时代的努力。

在极权统治的社会，公民不敢说真话的恐惧，不只是来自扣工资、开除、喝茶、拘禁等，也在人们“不正常”，“奇怪”、“他疯了”等日常的意识和判断中存在。博客假装在纽约曾写道：

”最近很热的美剧Sense 8里，有两句台词很好...第一句是，‘最终，衡量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勇气。’ (In the end, we will all be judged by the courage of our hearts.)

第二句是，‘真正的暴力，最不能原谅的暴力，是我们过于恐惧自己真实的自我时所对自己施加的暴行。’ (The real violence, the violence that I realized was unforgivable, is the violence that we do to ourselves when we are too afraid to be who we really are.)“

学者金雁在一篇介绍前苏联抵抗文学的文章中写道：“虽然在政治紧箍咒下制造了多少心口不一的人，让多少人变得扭曲丑陋，思想被磨得没有棱角，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谄媚强权而不顾他人的死活。但总会有人站出来...。" 同样的行为也存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面对强权敢于说出的真话，互联网和数字通讯技术更使这些声音和作品得到表达和广泛传播有了新的可能。

“网络抵抗”同样包括中文互联网上常见的恶搞：对“主旋律的象征，符号和标语等，进行翻转，扭曲，再诠释，或者采用讥讽、嘲弄、贬低、挑衅、破坏和解构, 或有意进行的“对抗式”解读。网民们以“游击战”或“后现代”为其风格，广泛地从官方话语，热点事件，影视媒体，动漫游戏、流行文化，方言中汲取借用象征符号资源，以拼贴、改写、戏仿、谐音等方式加工成新的流行话语。这种抵抗话语的涌现，不仅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同时也流露出网民对专制权力的质疑，对官方所谓"主旋律"的“不合作”、“不认同”意愿，以及与党国官媒争夺公共话语意义的诠释权。

“网络抵抗”也包括对审查制度机制和内幕的揭露。对于专制制度，审查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于不为人所知。但对网民来说，官方的审查宣传机构存在也支持和强化了如下印象：网络内容越是被禁止，就越有趣；越是被官方否认，就越接近真相。

中国国家防火墙，又称防火长城是网络审查机制的重要一环，相应也是网络抵抗的一个重要对象。从对“墙”存在之愤怒，对墙之象征的嘲笑和行动抗议，到“翻墙”技术的发展和推广，都是中国网民熟悉的网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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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虽然严厉而且广泛，但和其他社会抗议形式相比，使用数字媒体和技术进行的网络抵抗，仍然相对政治风险低，社会反响大，参与的网民越来越多，逐渐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形成了一种抵抗文化。

面对专制者强大而细密的统治，弱者发动的游击战术很容易被主流结构吸收、削弱、以致击败。网民这些文化上的抵抗是否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如学者郭于华写到的：“在这一（抵抗）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未损，反而因此增加了镇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另一方面，中文网络空间抵抗文化的涌现，是网民对中共宣传体系制造“主旋律”之文化霸权的抗拒，互联网上的人和事件, 在不同权力话语的争夺，力量转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政治）含义，形成普世价值的公民话语，这些含义重新安排了符号权力的秩序，反过来影响并建构着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对“专制合法性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提出了颠覆性挑战。

学者吴飞写道：”...任何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一定起始于细微之事，在沉默中爆发，于无声处听惊雷，似乎令人诧异，但因果在焉。诚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Scott，19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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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外，专制极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减弱被统治者的社会性，将他们变为原子化的个体。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正在透过网络联合起来。网民常常用照片、视频等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记录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暴力和不公，进而引发各地网友和全社会关注，不仅有意见和讨论，还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互联网上连续不断的”网络事件“。

奴役状态不是由被奴役者的物质生活是否舒适而决定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被奴役状态的觉悟。网络（包括手机无线通信）上的启蒙，抵抗和建构正在中国社会产生新的政治认同。中文互联网透过文化抵抗而形成的抵抗文化的过程，就是公民意识在中国社会觉醒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互动交往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原子化的草民和臣民，而是有了权利意识的公民。

弱势抗议群体的团结，公益组织间的联合，网民之间跨域连接，透过话语，合作和协同行动，促成了新社会行动网络的涌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成为争取自由和实现尊严的手段，数字行动使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变革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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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空》（中国数字时代与中国数字空间）网站透过对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上种种文化抵抗的事件，人物，过程，形式和形象的记录与梳理，描述被专制权力压抑扭曲的政治话语；揭示官方刻意掩盖和隐瞒的信息控制和审查架构(Infrastructure)；展现抵抗文化形成的思想脉络，话语文本，情感经验和技术方式；探索并理解当代中国人在网络空间呈现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而发现、清算中国人的禁忌史、内在恐惧的深层来源和其话语，也是当代中国人走向自由之路的关键一步。

透过跟踪，记录和揭示网络审查与抵抗不断互动和发展的过程，也让《中国数字时空》成为观察中国大陆互联网以至整个社会政治的一个窗口，为理解中国社会那些已经或将要发生的，无法预测，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提供一个历史和知识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