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敌对势力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jìngwài shìlì | foreign (hostile) forces
境外敌对势力，是指意识形态斗争中，被部分国家或地区政府所使用并各自定义的政治用语。
境外敌对势力（又称境外反华势力、境外势力、国际反华势力、西方反华势力或西方敌对势力等），法律上称敌对组织，根据201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是指由国家安全部或者公安部认定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
“‘境外反动势力’这个词渊源深远。它铭刻着一个威权国家对意识形态异己者的恐惧与敌视，然而它真正的功能，却是用这种恐惧与敌视做内部的政治性整肃。”--《吕频：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境外势力”一词被称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被称为“帝修反”、“境外敌对势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境外势力”一词使用频率减少。在宣传上则强调“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事件之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反和平演变成为当时中国大陆舆论中心。“境外敌对势力”重回宣传体系。2005年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颜色革命之后，“境外势力”被认为阴谋颠覆国家政权[2][3][4]。
“有一点是确定的：境外势力是那群子女拿着绿卡和外国护照，在国外拥有豪宅，钱存在瑞士银行，定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外国人他爹妈。”--《李承鹏：我想，你们给这个国家留点碧莲，也是应该的》[5]
真理部指令
2015年5月26日，中国数字时代发表了《【真理部】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6]，记录中国宣传机构发布的针对含境外势力内容的文章：“全网紧急查删环球时报评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7]一文。”
2023年“反间谍法”出台
2023年7月1日，一部更加激进的反间谍法开始生效。加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宣传攻势，网民尤其小粉红群体更加频繁地怀疑并将身边的人和其他网民举报为间谍：
3月1日，一条来自小红书的热门贴文显示：某女生因男友不会唱国歌而怀疑对方是间谍，拨打了12339（国安机关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2022年9月，在小红书平台上同样有一位女生因男友唱错国歌歌词而疑心地报警，并表示“他可以背叛我，但不可以背叛我的祖国”。[8]
对此，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评论道：
把一切都归咎为“境外势力”的人
本质上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的人。
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中还存在着良知和血性[9]
资深媒体人维舟在2023年7月发表的文章《“境外势力”的幻影》[10]里这样描述道：
国内近些年的公共事件，到最后往往都不免牵扯到那个神秘的“境外势力”。连前不久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之后的悼念活动，也有人这样言之凿凿。
以往多是指向“阶级敌人”，而近些年来则越来越多地诉诸“境外势力”。既然破坏力量本质上都来自或从属于“境外势力”，那么隐含的推论势必是：“境内”的我们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因为任何异议、抗争，都可能被视为是在有意无意中“递刀”，刚好方便了敌人“从内部分化、肢解”的阴谋。实际上，这非常接近一个封闭的传统大家庭里提防“外人”的家长式心态。
“要将异议与反抗从人民内部的正当性中驱除出去，就要将‘对内压制’重述成‘对外反击’，从而使这种压制不会招致质疑，反而能通过建构一致的外敌恐惧，来协作威权与民粹的配合。” -- 出自《吕频：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
“中共攻击的总是公民而非境外势力”
在中国数字时代2023年9月15日的报告汇《【CDT报告汇】六四学运时，中共攻击的是中国公民而非境外势力（外二篇）》[11]里写道，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泰勒·弗拉维尔 (TAYLOR FRAVEL)，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驳斥了经济下滑、外交孤立导致中国对外发动战争风险加大的说法。他认为：
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能控制舆论和社会，包括抗议活动。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时，危险并不是转移视线的战争。危险在于中国领导人会感到自己的软弱，对外部挑战变得更加敏感。因此中共当局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对外稳定关系或者威慑对方，对内残酷镇压的这一模式。比如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中共面临着国内民众强烈的不满、大规模示威以及经济停滞时，使用的暴力是针对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外国势力。
借“境外势力”打压女权运动
2021年4月，住在成都的女权艺术家肖美丽，在网上曝光几名男子室内吸烟，激起无数人——主要是女性——共鸣同样被迫吸入“二手烟”的不快。而一些自我代入、深感被冒犯的男性行动起来，寻求摧毁肖美丽的叙事正当性，试图快速让这场“性别对立”的口水战翻盘。他们开始深究肖美丽过往的发言，直到发现她的微博相册中一张2014年的自拍照，可以被渲染为支持“港独”。资深女权主义者、媒体人吕频在歪脑上发表文章《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12]述清了中国女权运动长久以来遭受打压，并被一步步扣上“境外势力”帽子以整肃和压制的现实：
当红线前移，自由言论与活动的空间被压缩，其他被认为“更有害”的运动遭遇打压之后，女权运动最终也不能逃脱被以“境外反动势力”的话术所“猎巫”。
对女权活动的合法性的打击和剥夺，在2021年还是显著升级了的。不可否认，这次升极的背景，是自2018年以来，“米兔”运动逆势启蒙了千万青年女性，并在备受限制的言论环境下成功制造了一次比一次高涨的辩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操持“境外反动势力”之话术的目的，是“定点消除”几个刚硬的女权者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女权行动主义，更是要否认整个女权运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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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 歪脑 ｜吕频：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
- ↑ 维基百科：境外敌对势力
- ↑ 何清涟：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1)：麻烦制造者？
- ↑ 何清涟：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2)：政权颠覆者
- ↑ 【404文库】李承鹏：我想，你们给这个国家留点碧莲，也是应该的
- ↑ 【真理部】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
- ↑ 香港文汇网：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
- ↑ 【立此存照】“姐妹们，男朋友不会唱国歌正常吗？”
- ↑ 推特@lilaoshizuikeai
- ↑ 维舟｜“境外势力”的幻影
- ↑ 【CDT报告汇】六四学运时，中共攻击的是中国公民而非境外势力（外二篇）
- ↑ 歪脑 ｜吕频：无害、去政治的女权者，一步步被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
- ↑ 【网络民议】“境外势力”有点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