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洁：网络“国风”的历史时刻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
2005年中国网民始破1亿，网络流行语现象初起。2013年打击大V，网络舆论下沉。2008年至2013年，流行语大量生成，广泛传播，成为当代中国显著的文化现象。
这5年，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这5年，也必将因为流行语而成为一个“历史时刻”。
当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国风”
网络的兴盛一如人类历史上数次古登堡革命式的语文媒介转型，深刻地改变着文明传播的形式、内容乃至性质。
在中国，网络打破了文化意义上的诸多垄断，个性化、开放性的民间书写在社会资讯的传达中占据了越来越核心的地位；与之相伴随，网络阅读成为公众信息和知识获取的重要方式。那些来源于微博、微信、博客、电子书的片段文字，活脱脱就是活报剧、小品文、迷你纪实文学、杂文、抒情诗、自传。尤应强调的是，它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旗帜鲜明地展示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我们不妨选取其中最具公众性的个案—流行语为例。简单比较一下国家语委发布的“2008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和《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的“十大网络流行语”：前者是“北京奥运、金融危机、志愿者、汶川大地震、神七、改革开放30周年、三聚氰胺、降息、扩大内需、粮食安全”，后者为“囧、被自杀、山寨、很黄很暴力、俯卧撑、雷、很傻很天真、打酱油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哪个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经验和情绪情感，岂不一目了然？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园有桃》）。与体制媒体正面平稳的宏大叙事相比，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现实地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
数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们就用短歌来表达他们的爱与恨、怨与怒，抒发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保存了很多当年流行的这类歌谣。《诗经》305篇中，《国风》就有160篇。《国风》乃民间直抒胸臆之作，其表达之率直、与时代之贴近，无以能敌。所谓：
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刘毓菘，《古谣谚·序》，见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网络流行语虽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以诗言志”，却毫无疑问地具有“兴、观、群、怨”的性质。当年的《国风》和现今的流行语都属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其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伐檀》、《硕鼠》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何等直白明确；“草泥马”、“河蟹”、“反正我信了”同样针砭时弊，毫不躲闪。“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由是观之，流行语不论是从其民间性、现实性和批判性而言，还是从所针对的时代巨变和国家危机来看，都与中国政治文学的经典《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国风》，有着跨越数千年的呼应和共鸣。可以说，流行语就是当代的网络“国风”—它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春草又生。
乍看起来，流行语所记录、所表述乃至所反映的皆可谓“普大喜奔”。这个2013年出现的流行语，乃“普天同庆、大快人心、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四个成语的缩写，一派嬉笑痛快之意。
的确，当下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反讽、不可搞笑、不可谐谑的了，从官方话语（“河蟹”/和谐）、文艺腔（“赶脚”/感觉），到精英人物（“叫兽”/教授）、社会事件（“欺实马”/70码），网民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遭遇都通过流行语喜剧化、消遣掉了。更不要说与流行语和网络段子相关的其他文艺形式了，远的如肇始于“一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文艺恶搞风潮，近的如雾霾天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李大钊雕塑被戴上口罩这类意味颇深的行为艺术。不会娱乐的中国民众，在自发的非虚构的文艺活动中，迸发出天才的创造力，去摘录、制造、传播和演绎耳闻目睹的生活实践。鲜见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如此迫近地来源于真实社会，并被普罗大众如此热切地接受与评议—活生生地造出一个“普大喜奔”的当下中国。
然而，“细细思考，却让人感到恐怖之极”—也是2013年出现的流行语“细思恐极”，恐怕就是大家“假装在娱乐”之后，心知肚明的意会眼神罢了—“你懂的”。“我爸是李刚”的民间造句比赛，在“恨爹不成钢，你值得拥有”的疯笑里，对阶层固化以及“二代”之上那个腐败的上层社会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揶揄。“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校友”，所谓成功人士原来是可以用欺瞒而“复制”。
由此，流行语从最初集体负面情绪的有感而发，演变成为具有明显集群性的社会反讽行为。道德权威、学术权威和信仰权威都面临着来自网民的嘲笑和解构。历史的教训直观而深刻，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经明确指出：
尽管怪诞、虚假和简单，这种版本的政治新闻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神话而抛弃，因为制造神话和摧毁神话在旧制度最后的岁月中是强大的力量。当然，在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任何一致形式的“公众”；而在公众确实存在的时候，他们又被排斥，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他们痛恨这个制度本身，他们通过亵渎这个制度的象征、摧毁在大众眼中赋予其合法性的神话以及制造堕落的专制制度的反神话来表达这种仇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美]罗伯特·达恩顿）
比起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话语这种“地下的火”，无情地揭露了教会、国王和贵族的虚伪面纱，摧枯拉朽地动摇了高高在上的象征秩序，是大革命来临的真正启蒙者。当然，今天的情况与大革命前夕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能简单地将大革命前流布甚广的地下文学和畅销禁书等同于今天的流行语和网络段子，但是它们的产生背景和消解功能令人深思。
与嘲弄一切、解构一切相对应的，是坊间弥漫着的虚无氛围。“哥×的不是×，是寂寞”成为热门桥段，2009年竟被仿拟8390万次。“神马都是浮云”，2010年的“神马”终于成为当下“过度娱乐化”的标签。过度的解构必然导致价值的虚无。“一切向钱看”和“一切为了革命”的摧毁性一样惨烈，连“校长，开房找我”也可以变成酒店广告，连政府官员也居然在回答记者严肃政治提问时回应“你懂的”。“另类国风”盛行，民间话语的无心狂欢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无底线调侃，往往也是社会性“肌无力症”和“道德失忆症”传染的病态表征，这怎不让人“细思恐极”？
“地方性知识”的生成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古今中外那些来自底层的语言风俗，都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了先声和集结号，其影响势必超越民俗、文艺甚至政治，升华到民族的记忆乃至国民性当中去。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国风》歌谣背后的“小叙事”渐渐演变成为经学家们关注的“大叙事”，并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叙事”。2008年到2013年短短5年，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底层写作，成为语言形式为媒介的自愿性“大众行为”，逐步进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记忆。
民间语文、山寨汉语或许只是一种最渺小且零成本的国家资源，可三五年乃至七八年后，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某个“说法”本身，已是一种兼具记录历史、传递某种复杂微妙民情民心等多种功用的津梁，并因此显出珍贵，乃至稀罕。（黄集伟：《2008，民间语文的狂欢》）
真可谓先见之明。这些民间写作经由传播形成和固化了对所处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思想与生活经验相关联”，流行语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会不自觉中形成一种思想，即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称之为“地方性的知识”。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和生活常识。当“抗议公权腐败、批判道德滑坡、慨叹民生艰辛”这三类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在流行语里反复被言说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公众自我教育的教材，构建着正负能量交织的“我们的地方性知识”。
一旦语言风俗固化为常识和社会记忆，其所指涉的事件就升格为了“历史事件”。历史学家用来分析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概念就是事件，一向重视和肯定事件的偶然性，强调事件集中了社会进程和各种偶然。流行语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偶然事件，“小悦悦、动车、郭美美、雾霾、被自杀、土豪、屌丝、彭宇案”，凡此种种，其话语形式的发明无疑都是生活意外事件导致的话语偶然，却实在地坐落于改革进入深水期时的历史必然中，转变着普罗民众对于现实和政局的态度。一如历史学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所说：事件性时间性概念认为偶然事件是关于整体的，它改变的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表层，甚至还包括社会关系的核心或曰深层。这个概念认为，偶然、意外和本身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抵消或改变历史最持久的趋向。有关整体的偶然性的假设，不是说所有事物都在持续变化，而是说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的逻辑》[美]小威廉·休厄尔）
当代中国的改变首先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是从网民对这些偶然事件的底层写作开始的—是从流行语成为网络“国风”开始的。
我们不能将转型期个体行动者自称的意愿相加，就能理解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然而，如果转型期存在任何一致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相同的价值观和共有的行为期待，它们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待和隐形规则。这正是网络“国风”的意义所在，因为它们提供了民间认知的事实经验和价值判断，即公众行为的逻辑源泉。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2008年至2013年，确实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普大喜奔”与“细思恐极”齐飞，“无厘头”与“文青愤青”一色。流行语被民众的接受度及其始终坚守的朴素美好，是我们这个国家精神不灭的源头；它嬉笑怒骂间“深刻的肤浅”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流行语盛行的这5年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就在这一刻，人们发现：流行语不仅是参与面甚众的语言风俗，更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它是文化转型和意识转变的铸模。
作者：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