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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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4日 (日) 05:28的版本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作家，研究生文化，無黨派。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2002年以教授的正高級職稱從北京大學退休，有以魯迅和周作人為中心研究對象的專書著作和散文隨筆多部。
早年坎坷，中年求学，师从王瑶，以研究现代文学闻名学术界。(维基百科钱理群)
“我们处于一个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1]
我被封杀之后，北大是我唯一的精神空间：
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在这样的教育下，所培养出来的所谓尖子学生，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础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细筹谋的利己主义；
二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仅存在认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种疏离感，他们似乎都是世界主义者(尽管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入云霄)，但其实不想、也不能进入他国世界，只有孤立的个人，这样的失根、无根的状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痛苦，但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不会感觉到的，因为这个社会会使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他们正在被这个体制培养为接班人。这也是必然的，能够支撑当下社会的人才，已经不可能是信仰型、盲从型人才，而必然是这样的无信仰的，因而为谋利可以听命一切，但又是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管理才能，善于和国际资本打交道，高智商，高水平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可以高效率地执行国家意志，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骨干成员。
培养并输送这样的接班人，是正在贯彻的国家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之极端的伪精英教育的目标所在。完成这样的国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学了，如果进一步还能够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2]
曾把希望寄托于70后 80后”，事实却是一场梦：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20世纪）我们民族的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3]
“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在一篇讲述鲁迅“远行以后”的命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
八十年代末，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
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 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
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
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这样的情况，在21 世纪初仍在继续。[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