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英語：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出的一個監控系統和警务APP，主要用於新疆地區。该系统可以收集諸如银行流水、违法记录和电话记录等大量数据，警察再利用該系統筛选出共计36种當局認為不良行为模式的人。这些不良行为包括从海外归来、刚刚获释、避免與鄰居接觸、参加伊斯兰活动、不再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其他表现出的“异常”行为。當局接下來會對認定為有不良行為之人進行抓捕以及審訊。(维基百科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
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
人权观察2019年5月发布报告《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
这份68页的报告《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APP的逆向工程》（摘要和建议有中文版本）以新证据说明新疆的监控国家机器，当地1300万突厥裔穆斯林正遭政府以“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之名加强镇压。从2018年1月到2019年2月，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APP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APP可以连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即新疆警方汇集个人数据、标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靠着检视这款当时公开可得的APP的内部设计，人权观察揭露这种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对象包括哪些行为和人员。
“我们的研究首次证实，新疆警方正在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非法的信息收集，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他们，”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说。“中国政府监视着新疆居民的一举一动，找出被它认为可疑的对象，再对这些人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人权观察也发布了这款APP的截屏图片。
新疆当局正在从一般民众身上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从血型到身高，从“宗教气质”到政治倾向。该警务平台以36种人为数据收集目标，包括停用智能手机的、避免“与邻居社交”的以及“热中为清真寺筹募资金或物品” 的人。
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每一个人。靠着追踪手机、车辆和身分证，它可以监控人们的动态，还可以记录用电和加油的情形。人权观察发现，该系统和遍布当地的检查哨共同构成一道隐形或虚拟的围栏。居民的行动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取决于当局认定的威胁程度，并由系统内建的编程因素决定。[1]
新疆穆斯林成为人工智能的囚犯
自由亚洲2019年5月报道：
长期研究维吾尔人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讲师白道仁（Darren Byler）2017年多次前往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他以一名叫阿里木的年轻维吾尔男子的遭遇为例，描述了中国在新疆实施的人工智能管控系统使得穆斯林成为人工智能的囚犯。
“阿里木2017年从国外回到中国，刚到达就马上被警方拘留，在拘留中心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警方怀疑他涉嫌违反社会秩序，因为他有留学的经历。我2017年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刚被释放没多久。阿里木当时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但当他和朋友前往商场，在经过人脸识别监测站时，警报响了。警察再次把阿里木带到警察局，说他上了黑名单，不能离开所居住的社区。”
阿里木的故事并不是单一例子。大批新疆穆斯林正经历着高科技维稳的“洗礼”。[2]
“有可能影响稳定的其他不放心人员”
2020年6月20日，推特用户ШАЛАҚАЗАҚ卡扎克分享一张照片显示萨吾列· 米勒太因被列为“有可能影响稳定的其他不放心人员”而被收押。[3]
ШАЛАҚАЗАҚ卡扎克：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因为这个拘留理由。
无论是“影响稳定”还是“（让政府）不放心”，至少也能算一个从中国特色法律角度出发，七拐八拐勉强能有所解释的罪名。
但在前头加上“有可能”，这一切瞬间超越原本就足够荒诞的现实了。[4]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获得“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每日要情通报
美国之音2019年11月报道：
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调查记者组成的网络说，他们获得了一批最新的有关新疆拘禁营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这批被称作“中国电文” （China Cables）的文件是继本月中《纽约时报》曝光了由匿名中共官员泄露的403页的新疆文件后，海外获得的又一批有关这些拘禁设施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成员、参与调查这批新疆文件的美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Ebrahimian）说， “中国电文”提出了管理这些大规模拘禁设施的“宏伟计划”，其中包括如何“防止逃跑”的细节。这是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证实，被拘禁在这些营地里的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这批文件还包括以往从未公开过的情报简报，披露了北京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达到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例如通过大规模监视技术产生的数据，当局的电脑可以在短短一周内生成多达数万人的审讯和拘禁的名单。[5]
大规模监控
2021年4月5日，《纽约客》发表的长篇报道《逃离新疆：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中写道Sabit受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监控并因此遭到关押：
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天网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推出了该计划的升级版——雪亮工程。预想中这项工程会建成一个5亿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新疆本身则成了数字监控的试验场。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監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 – 而这一开始就是“新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在公安机关，Sabit被迫进入一辆有着在机场接她的情报官员的车，到达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一个私人房间里，这名警察命令Sabit脱掉她的袍子，对她进行搜身，并且没收了她的珠宝和鞋带。
第二天，Sabit被车押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和留尿。她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后，警官又给她拍照、留指纹，并留了她的DNA样本。她做了虹膜扫描，又被逼着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获取她的声纹。这是另一样要上传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那天晚上，萨比特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事实证明这比主大厅还差。蚊子一样不停地绕着她飞，对讲机的声音仍然听得见，唯一的区别是Sabit现在和另外两个女人被一起关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牢房里。房间很热，还不通风，不过即使她已经汗流浃背，她还是把自己裹在毛巾里躲蚊子。她还犯了胃痉挛。
在警察局里，Sabit注意到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带来这里并上传他们的信息。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后，Sabit得知自己会被送到学校去“学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营。她吓了一大跳，
一个警员告诉Sabit，在离开之前她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并且保证下不为例。Sabit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么。“那你为什么来这啊？”他问道。“因为我出国了。”她回答道。“那就写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Sabit在警局的等候厅里发现了一本中共的宣传杂志，然后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传的话语。一周后Sabit回到这个办公室，得知她的边境管制将会在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到时护照也会归还给她。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万一。Sabit得到了被扣眼的护照，马上订了一个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机场里，还是当初那个官员拦住了她。她的边境管制并没有被解除，Sabit请求公安局出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她无罪，材料上写着：“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她已被允许出国。” 第二天，Sabit拿着这份证明，又冒险订了一个航班。结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拦下来了。不管是没法遵守规则还是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规则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隔了几天，Sabit又被叫回派出所，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里。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很明显，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进行的一些工作。[6]
“党的刀把子”
2021年11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中解释政法委如何利用一体化作战平台镇压新疆：
许多最终被“再教育”的人都在被政法委标记后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乌鲁木齐警方记录显示，当政法委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如某家突然有外人来访、有人驾驶不在自己名下的汽车、接到海外电话或使用“快牙”等文件共享应用程序——政法委会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个预测性警务系统）向居委会和警方推送此类所谓“微线索”。在警方的报告中，这些通常无害的行为被称为“敌情”或“重要情报”。
政法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党内机构，负责监督“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和其他安全机构，例如负责情报的国家安全部。在各级行政单位中，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最终要通过政法委对党负责。习近平把政法系统称为党的“刀把子”（毛泽东语），并表示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群众手里。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法委通常是一个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协调性机构。但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层进行了数百万个调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政法委管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将186万9310名使用过“快牙”的维吾尔人标记出来。这个庞大的数据可能包括了阿纳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为使用该软件。
政法委通过一个强大的新机构——反恐维稳指挥部来运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ASPI在本报告中对这个指挥部首次作出报道。新疆自治区级反恐维稳指挥部成立于2016年9月，隶属于政法委。它拥有协调统领党、政府、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强大能力。随后，自治区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立了维稳指挥部。
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在2017年后建造了两个新的拘留设施，同时，当地政法委下属的维稳指挥部在2018年雇佣了370名工作人员。他们工作时身着军装，其中有31名员工在所谓“教培中心调度室”工作。巴音郭楞和乌鲁木齐的预算文件显示，当地的政法委还负责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操作。
信息不只从政法委到“三位一体”机制单向传播。基层官员也会把日常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一体化作战平台。当局把在押或被拘留过的人称为“三类人员”，被认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信息和行动轨迹都会被录入到系统里，并定期更新，就像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样。
官员们也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交流。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获得绩效评分并被分配任务。2019年，王松莲（Maya Wang）和她的团队对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将该平台称为一个“系统的系统”。除了基层社区外，一体化作战平台还从加油站、街上的警察关卡和学校吸取数据。
这种关键技术能力给了新疆政法委官员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为新疆镇压的中心，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运动式治理的产物，也是中国官僚体系内在灵活性的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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