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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党国体制下，党国不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中，党好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创作于八十年初的作品把党比作母亲，1984年登上春晚，在党国文化推行下一代代传唱。体制用鼓励、批判、打击等方式规训着[[中共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创作：在文艺作品中，不允许对祖国（也即党）有任何怀疑，只能是无怨无悔的爱恋与感激，如孩子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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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交融，如同大地与种子一样共生，试图割裂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05/c_1126329603.htm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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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党国体制教育下，中国人长期将党等同于国家等同于政府，然而，随着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渐渐区分了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区别，也渐渐意识到爱国不等于爱党、爱国也不等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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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人面临身份和国家的双重认同困扰，这个困扰就是中国大陆作家白桦借《苦恋》提出的问题——你爱祖国，而祖国爱你吗？这其实是向体制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在个人热爱祖国的同时，政府需要对个人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然而，无论是剧本还是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都遭到来自体制的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批判，这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场重大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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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体制用另一部电影为《苦恋》的问题给国民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这就是《海外赤子》思华眼中的「祖国母亲」。个人无论受尽何种屈辱，也要虽九死而不悔地无条件热爱「祖国母亲」，其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曲，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最有代表性的「爱国歌曲」之一。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体制用爱国主义规训文艺创作，可以说从这两部电影的不同际遇便可见端倪，并确认了一种持续至今的范式：在1989年之后，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在体制内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民间零星的思考，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规训文艺创作的唯一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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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思想重新生根，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思想界、知识界开始思考国家、政府、政党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鄢烈山]]、[[任剑涛]]、[[羽戈]]等都写下辨析爱国、政府和政党的文章。如今，在社交媒体，“爱国不等于爱党”已经渐渐成为常识。但在官方党国文化下，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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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国体制下，所有的重要职务都由党员担任。党组织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此入党，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能在体制内得到提升，成为党的干部，担任重要的职务，否则毫无提升的可能。同时，中国共产党用爱国主义教育、党国教育来规范一切文艺创作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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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共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愿入党，甚至退党。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人生的选择，更是价值观和良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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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入党誓词中写明"永不叛党“，然而人性常常会战胜党性。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忠诚“的党员一直存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引发退党高潮，许多党员纷纷发表申明退出中国共产党。随后的[[法轮功]]事件，以及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让退党成为其对抗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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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5日 (一) 17:35的最新版本

你爱祖国，苦苦留恋祖国，而祖国爱你吗？——白桦《苦恋》1979年

1928年3月中共领导的闽西农民暴动旗帜上的”斧头镰刀“党徽图案，网友戏称”镰刀斧头帮“。
《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庭成员入境美国后，“退党”这一关键词在Google Trends在中国区热度激增

在中国大陆党国体制下，党国不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中，党好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创作于八十年初的作品把党比作母亲，1984年登上春晚，在党国文化推行下一代代传唱。体制用鼓励、批判、打击等方式规训着爱国主义的创作：在文艺作品中，不允许对祖国（也即党）有任何怀疑，只能是无怨无悔的爱恋与感激，如孩子对母亲。

2020年8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访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交融，如同大地与种子一样共生，试图割裂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来源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中共在中国人民的海洋中，是一条什么样的鱼呢？或者，在中华大地上，它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呢？

公民意识的觉醒：爱国不等于爱党

爱国不等于爱党.png

政治义务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够说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而公民还是无条件爱这个国家。如果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公民的文化爱国主义，可以是不变的，但是政治爱国主义，就会发生悄然的甚至是明显的改变。……在国家能够保护我的时候，我就忠诚于我的国家，当国家没有提供给我庇护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顷刻间丧失了对你的忠诚。——任剑涛

多年来，在党国体制教育下，中国人长期将党等同于国家等同于政府，然而，随着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渐渐区分了国家、政府、政党之间的区别，也渐渐意识到爱国不等于爱党、爱国也不等于政府。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人面临身份和国家的双重认同困扰，这个困扰就是中国大陆作家白桦借《苦恋》提出的问题——你爱祖国，而祖国爱你吗？这其实是向体制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在个人热爱祖国的同时，政府需要对个人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然而，无论是剧本还是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都遭到来自体制的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批判，这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场重大批判运动。 与此同时，中共体制用另一部电影为《苦恋》的问题给国民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这就是《海外赤子》思华眼中的「祖国母亲」。个人无论受尽何种屈辱，也要虽九死而不悔地无条件热爱「祖国母亲」，其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曲，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最有代表性的「爱国歌曲」之一。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体制用爱国主义规训文艺创作，可以说从这两部电影的不同际遇便可见端倪，并确认了一种持续至今的范式：在1989年之后，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思考与探索在体制内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民间零星的思考，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规训文艺创作的唯一范式。 [1]

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思想重新生根，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思想界、知识界开始思考国家、政府、政党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鄢烈山、任剑涛、羽戈等都写下辨析爱国、政府和政党的文章。如今，在社交媒体，“爱国不等于爱党”已经渐渐成为常识。但在官方党国文化下，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伟大的母亲。

入党还是退党：这是一个问题

退党.png

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必须爱党，不爱中国共产党，你爱的是啥子（什么）国啊？——中宣部部长邓力群，1980年代初

在党国体制下，所有的重要职务都由党员担任。党组织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此入党，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能在体制内得到提升，成为党的干部，担任重要的职务，否则毫无提升的可能。同时，中国共产党用爱国主义教育、党国教育来规范一切文艺创作和思考。

然而，随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共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愿入党，甚至退党。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人生的选择，更是价值观和良心的选择。

虽然入党誓词中写明"永不叛党“，然而人性常常会战胜党性。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忠诚“的党员一直存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引发退党高潮，许多党员纷纷发表申明退出中国共产党。随后的法轮功事件，以及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让退党成为其对抗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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