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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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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英語：Nationalism，德語：Nationalismus，義大利語：Nazionalismo），亦稱國民主義、国族主义、国粹主义，是一種主張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應該整合為共同體，形成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與信條，其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民族主义者往往认为民族拥有自我治理的主权，而不应受他人干涉，即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而这一观念则起源于人民主权论。 漢語中的“民族”意義較廣泛，既可能是基于语言、族裔、部落或种族的族群团体（Ethnic group），也可能是一国、一地之公民集体，與英文的Nation意義不盡相同。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早期学者多认为民族主义是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有时会主张民族间存在着基因差异。(维基百科：民族主义)

参见 极端民族主义、小粉红、中共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民族主义的目标既非自由，也非富足，这两者都要屈从于一种更高的必要性：使民族成为国家的模子与尺度。民族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一个标志便是物质和道德的毁灭，以便使新的发明创造可以压倒上帝的创造和人类的利益。——阿克顿勋爵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梳理，“民族主义”一词在当代主要有如下几种含义:(1)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2)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3)民族的语言和象征；(4)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5)普遍意义或特殊性的民族信仰和(或)民族意识形态。

这些含义的共同主题在于“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政治精英通过各种符号与标志来宣扬和主导民族主义，以达到自己团结内部成员、转移政治视线等统治目的。当精英适时地向普通公众灌输民族主义的“框架(framing)”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点燃。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认同的产物，它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地理等因素上。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所操纵和利用。

民族主义可以为个人或团体带来声誉、地位和认同感，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工具。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感到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受到威胁，因此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寻求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身份感往往建立在排斥和歧视其他民族、族群和国家的基础上，因此它往往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

民族主义常常被政客用来转移人们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掩盖了现实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2017年中国学者的一个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当代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及其形成。这个研究在理论上区别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对相关概念，同时又在实证上证明了他们的相关关系。

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乏批评者。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和行动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追求本民族利益时“压制其他民族的自决、自治，甚至否定其他民族的特征”。更为严重的是，民族主义运动总是“诉诸武力而不是说服”。因此，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主义立足于对我族与他者的区分和对立(us against them)，片面强调本国对他国的优越性和本国的领导地位，是一种破坏性的、偏执型的政治倾向。 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是，爱国主义同样源于国家认同，但却不包含对他者的偏见与歧视，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情感。既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包含的因子是相对独立的，预示的政治态度也是迥然相异的。爱国主义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典型的表述例如“我爱我的国家”“作为某国人我很自豪”。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本国的优越性以及对他国的支配，典型的表述例如“我国理应领导他国/地区/世界”“他国应该尽可能学习我国”。可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我国”与“他国”的比较。研究表明，民族主义者会表现出比爱国主义者更强烈的战争倾向。

这个研究发现了信息接触对民族主义影响作用中的中介变量，正是这些中介变量造成了个体在民族主义态度上的差异。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接触并非直接影响个体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要通过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的传导。换言之，在信息对具体政治态度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人格和一般性政治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相同的信息很可能对不同的个体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包含民族主义框架的官方宣传对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专制主义的个体而言很可能强化了其既有的态度，而威权人格低、意识形态偏自由主义的个体很可能会漠视这些信息，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中国思想光谱。作者：滕彪

然而，外部信息往往藉由个体内在特性方可发挥作用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生产出的带有强烈的排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信息无足轻重，它们往往是民众在舆论或政治态度上的导火索或触发器，使得平常隐藏在个体头脑深处的动机和态度迸发和凸显出来。一个充满敌对、排外、不宽容的舆论和信息环境，会将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威权人格最大程度唤醒，进而从整体上将社会氛围推向极端民族主义，那些不同观点者将被压抑并可能最终被消灭。藉由民族主义滋生和点燃的爱国主义，也是近现代以来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等国家侵略和扩张的心理和文化基础。[1]

吴敬琏先生谈民族主义

2012年《财经》杂志对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进行了专访[2]，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日渐严重的情况，他这样评价：

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官方民族主义的逻辑，是自上而下推进文化和政治的统一，以此呼唤国民对现存政权的“天然”效忠，国家的意志强大且不容置疑。[3]

中国民主季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

报告封面

2024年2月，CDT报告汇栏目对《中国民主季刊》报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4]进行了报道：

近年来，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小粉红”在中国大量兴起。人们也渐渐追问，这一现象背后，中国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工具？其载体又是那些人？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王柯在2月14日于《中国民主季刊》上撰文，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为例子，回答了这一问题。

文章开头，作者引用了一段对新疆边城小镇当地汉人的采访。这座小镇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称：塔县）内，大多数汉人都是1970年以后的移民，然而他们却充斥着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此外，当地充斥着对人口占到80%的少数民族塔吉克族的歧视，比如汉族人口虽然少，但是主要官员却占到了84%。

这样的现象充斥着全新疆。“新疆的大多数汉人不仅对政府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置若罔闻，而且对 镇压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国外，我们也几乎见不到愿意为受难中的维吾尔人发声的来自新疆的汉人。”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民族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比当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们在当地感受 到自己才是‘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有关”。

然而，作者表示，实际上新疆的汉人大多数都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经济条件要低于内地汉人社会，更不用说远低于沿海居民。这种“国家主人公”的心态“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民族集团对峙的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能出现于新疆的汉人社会与内地的汉人社会之间。

由此，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显着差距、明显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比如，在塔县这个例子中，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区找到更体面工作的汉人，一般都会很快离开这里。在各种意义上，生活在塔县这 个中国边缘地区的汉人们，无疑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边缘的人群。” 然而， 这里的汉人却口口声声说中国要收拾美国，说中国“有四亿我们这样的退役 军人”。

作者通过新建汉人和其他的例子表示，“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可以对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他认为“正是通过造就……像生活在塔县的汉人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显着的经济格差、因而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中共政权造就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

他还引用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的研究，表示“在一个社会构造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人更热衷于民族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起源中提到过一个群体，叫做Mob。中文翻译中多为“暴民”，但作者认为这一翻译实际上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Mob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边缘人。“因为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制度。”而该群体有三大特点：崇拜强人、采用占主导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的方式以及热衷民族主义。

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的“小粉红”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满足以上全部特点。“社会边缘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自卑感和确认自我存在价值的渠道和空间。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让社会边缘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因为在没有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更没有批评政府权利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的领域，才被政府允许用来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在发生于大城市的各次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狂潮中表现最为狂热的，就是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日本，根本不了解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工和出身寒门的外地大学生们。”

“越是生活于底层的社会边缘人，就越是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在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社会边缘人之所以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前提是他们看出当局对挂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的默认和暗中鼓励。”

“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可能它嘴上会喊着人人平等，而实际所做的，必然是通过建立和保持各种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例如城乡二元化等，持续生产出社会边缘人群、即民族主义的载体。换言之，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是不可能真正致力于实现社 会平等，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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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 政治学人 |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2. ↑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3. ↑ 单身者舞会 | 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 重述的民族主义
  4. ↑ 王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
  5. ↑ 【CDT报告汇】我们永远等你，永远爱你——写给中国政治犯的情书（外二篇）
取自“http://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index.php?title=民族主义&oldid=15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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