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用心”的版本间的差异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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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 | <blockquote>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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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blockquote> | 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blockquote> | ||
2023年10月25日 (三) 23:00的版本
中国官媒在报道群体性事件时，惯常使用“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被“一小撮别有用心者”所蛊惑的搭配。而针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批评和指责时，该词又与 “境外势力”结合使用。这些说法暗示参与事件的群众并不是对政府社会的不满，而是只是由于无知被外部敌人所利用。
由于这种对群体性事件的解释最为苍白也没有说服力的，这类滥用引起了网民极大的不满和反感，从而衍生出了“不明真相”等词汇以自嘲，并借此讽刺相关媒体。
早在2009年， 新华社记者针对这一现象，写了《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1]一文，并得到一些媒体明确的转载（如东方早报、搜狐网等），总算捅破了有关“真相”的那层窗户纸。南都日报也在同年八月反映了这一问题，形容每有群体性事件，一些政府机关的文宣必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的。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
截止目前，被中国政府所注以“别有用心”者的名单还在不断扩展，其中包括被卷入2015年"维权黑色星期五"大扫荡的律师、悼念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哀悼者、以“虚无主义”方式“反思历史”的历史学家、报道迫害维吾尔人事件的新闻机构、美国情景喜剧的字幕组、以及在新冠清零期间抗议校园封锁的学生等等。这个短语在宣传中无处不在，导致网民们用它来讽刺中国政治的荒谬。
曾有网友嘲讽地问，当谩骂的对象是日本而非俄罗斯，谩骂和攻击就会大肆增长？
@翁涛2015： 如果你站在街上喊："钓鱼岛是中国的!" 你就是爱国者；你若喊："外蒙、海参崴是中国的!"，你就是有可能被当作疯子或者别有用心抓起来！这是为什么？
而中国外交部也经常指责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争端中 "别有用心"。仅在 2023 年，针对美国因两名中国公民参与 "猎狐行动 "而将其定罪；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联合国关于中国对南海非法主张的裁决；日本没有邀请中国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询问中国驻法国大使关于乌克兰没有国家地位的极端言论是否反映了中国的官方立场等争议事件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称之为 "别有用心"。
这句话最恶毒的用途可能是压制悲痛，帮助政府维稳。2008年汶川地震后，余秋雨曾写《含泪请求地震幸存者》，恳求在学校坍塌事故中遇难的学生家长停止抗议，以免被 "别有用心 "的人操纵。此类言论一出，引发网民强烈不满，余秋雨被指责试图保护腐败官员。
当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抑或悲剧发生后，任何集体行动都被贴上了 "别有用心 "的标签时，这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被一点点被官方剥夺，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知名学者胡泳在文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2]里提出强推“不明真相”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推理日益瓦解：
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
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 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