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专访《中国数字时代》总编辑萧强：中国网络审查巨轮下的“珊瑚礁”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网络审查与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几乎同步相随。作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一方面，中国此起彼伏的互联网经济、金融与创业热潮以及追求开放、自由之网络环境的民意从未断绝；另一方面，日益收紧的网络管控以及日新月异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等用于控制社会的技术，又使得中国的网络环境日趋严峻。

面对中国网络审查这艘重磅“巨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客座教授、“逆权力实验室”（Counter-Power Lab）主任萧强于2004年和2011年先后创办《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英文和中文网站。十五年来，萧强和他领导的团队采用自动聚合系统采集、分类和推荐以及人工编辑等方法，记录和整理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平台）上被审查、封锁的信息。萧强认为，《中国数字时代》不仅是另类地记录历史的一个战场，而且创造了一种集体的联结，也是他和中国人、故乡和祖国共同构建的一种集体经验。“《中国数字时代》针对网络审查的抵抗就好像是不断生长的珊瑚礁，当它们有一天能够足够大并成为整个珊瑚礁的一部分时，专制合法性话语这艘巨轮就会搁浅和沉没。”

1986年夏天，24岁的萧强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了物理学专业本科和硕士的学业后，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攻读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学位。1989年6月，当他在电视上目睹了“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幕后，内心被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所唤醒，毅然决定回国；他决心“站在道义的一边”，并通过行动让自己“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两个月后，他重返美国，走上了一名职业人权活动家的道路，并于2001年以人权领袖的身份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2003年9月，萧强加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后转入信息学院），随后创办了《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对中国的网络审查和互联网生态展开了长达十五年持续、深入的研究。

萧强指出，《中国数字时代》主要的内容来源和读者群体是在八亿中文网民中愈来愈多的那些内心不认同专制和审查的人们。他曾引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Freedom XIV The Prophet》里的一句诗：“如果你想将一个暴君赶下王位，你必须先摧毁他在你心中筑起的王位。如果不是在你们自己的自由之中残存着暴政，在你们自己的骄傲之中隐伏着羞愧，一个暴君如何能统治一群自由而骄傲的人民？”萧强说到，“我希望我们心中真正的读者和作者，都是‘自由而骄傲的人民’；《中国数字时代》这个项目，也正是为他们而存在的。”

面对互联网，萧强一方面坚信其解放和自由功能，会使得人们通过信息流通和表达联结，将集体经验转变成公民认同，以维护公民权利并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技术在专制社会的土壤上的发展以及数字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他也坦言对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其对于大公司和政府的帮助有所低估。面对裹挟着互联网技术的专制力量的“帝国大反击”，萧强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同力量仍会呈现出持续的、拉锯式的调整和争斗，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2019年1月，笔者在美国加州采访了《中国数字时代》总编辑萧强。他回顾了《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办过程，介绍了他及其团队的工作内容，还分析了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网络审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世界互联网环境的影响。以下是访谈摘要（经过编辑与删节）：

您为何于十五年前决定创办《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和其他项目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哪些？

萧强（以下简称“萧”）：《中国数字时代》是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教学、科研的“副产品”。2003年9月，我刚到新闻学院，对互联网很感兴趣，就和另外两个老师一起合开了一门课程，研究那时刚出现的博客。我提供的是网站的内容，主要是报道中国的互联网。到学期末，网站基本成型，起名叫《中国数字新闻》（China Digital News）。第二年，我在教一门关于中国人权的课程时，就让学生继续跟我做这个网站的内容编辑。2004年的4至5月，网站正式更名为《中国数字时代》，实际上就是跟踪新闻事件，并把这些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2006年3月，网站就被防火长城墙掉了。

2009年，我从新闻学院来到了信息学院，并对互联网技术的兴趣更大。那时，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用一些方式聚合和整理它们，就做了一个叫作网录中国（Blogging China）的技术项目，主要是跟踪中国的社交媒体（以博客和微博为主），并研究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我们想自动聚合博客上的内容，可是如何从中自动挑选又比较困难。当时，推特中文网是个非常活跃的圈子，上面的信息比较多，而且老是推些有意思的文章。根据在推特中文网上的热度，基本上就可以自动筛选出当时被删的主要内容，他们的评论数和转推数也变成了很好的指数。引进这个指数以后，我们那个自动聚合的网站效果也比较好。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中国数字时代》的中文网站也于2011年初最终成型，和英文网站的内容并行发布。自《中国数字时代》于2013年在加州注册成为一个非赢利组织并有了正式的工作人员起，网站和其他项目的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筹款解决。除了来自一些校内院系和研究机构的支持外，我们还得到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技术的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支持公民媒体的荷兰基金组织HIVOS、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MacArthur Foundation）、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以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私人基金会及私人捐助者（如曾担任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理事的Jack Edelman）等方面的支持。早年，当网站还作为学校的科研项目时，就曾因经费紧张差点搁浅。近年来，随着网站影响力的不断增加，资金来源也有所扩大，但筹款的压力却不减反增，这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

《中国数字时代》中、英文网站及其各自的读者群有何不同？网站的图标有何含义？

萧：实际上，中、英文网站及其各自的读者群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网站主要是跟踪和报道中国的新闻，还有一些翻译自中文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试图向英语世界阐述中国网民的网络经验——不仅介绍“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还展现“中国人（对此）的看法是什么？”。特别地，越是被主流英文媒体忽视或未经整理的那些内容，就越有价值，也是对“中国故事”的一个另类讲述。我们英文网站的读者也主要是全世界范围内那些关心中文社交媒体反映了哪些中国的新闻时事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因为上面积累了很多东西，许多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学生也都使用这个网站。多年来，英文网站的读者数占读者总数的比例不是很高，月流量大概几万人左右；但质量很高，也比较稳定，不太受防火墙影响。多年来，我也经常会碰到别人对我说，已经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好多年了。中文网站的读者群主要是从国内翻墙出来的人，最初就是推特中文网上的那些人。对于中文网站的用户而言，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他们既可以在这里看到网站由中宣部和网信办删禁的内容，也正是因为他们，那些在墙内的这些内容不太好生存的内容在我们这得以保存，网站在只是中间起了一个筛选和编辑的作用。中文网站的读者数量历年有所增加，现在月流量大概几十万；但不是很稳定，防火墙厉害的时候就下降很多。因为中文网站的域名是和英文网站在一起的，本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网站，所以中文网站从来没有不被墙过。

订阅邮件是我们2013至2014年前后的另一个项目。当时，Gmail被中国用户大量使用，我们的订阅用户大多数也都是使用Gmail。订阅邮件的用户总数已经不上升了，也可以都算在中文网站的月流量里面，大概总共几十万的样子。此外，我们还将网站内容自动投放到在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Google Reader，WhatsApp和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近两年，我们还有一个叫作《中国数字空间》的项目，是用维基的技术支持的。

《中国数字时代》中英文网站的图标（logo）是一个圆形绿地白字的篆体字“时”，即是时间的意思，“时间”这一观念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就我个人而言，网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异质性的历史写作”，是从抵抗者的角度——那些在极权社会被排斥、被压制的异己者——另类地记录和书写历史的一个战场。而近年来开发的“中国数字空间”（China Digital Space），则是基于维基的技术支持的平台，是一种“把时间转换成空间”的记录方式。如果说博客甚至微博客是“历史的第一笔草稿”的书写技术，那么维基就是“永远未完成的历史最后定稿”的书写技术。那些历史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时刻都在被注视着当下的历史，两者共同提供了一个另类地记录在网络空间中不同信息和话语在同一个场域互相争斗的过程的方式。

《中国数字时代》如何具体地抵抗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

萧：《中国数字时代》是一个以追踪、记录和整理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上被审查、封锁的中文信息为主的聚合媒体。那些被网民统称为“敏感信息”的内容，种类繁多，既包括宣传禁令、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等所谓的“内部信息”，也包括腐败、房价、医改、工资和环境污染等社会话题。中共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统治需要，会在互联网上封禁相关话题或某些特定信息，既是出于用尽量小的成本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助于政府政策法令之实行的需要，更是为了塑造统治的合法性以制造“党国一体”的国家认同——让国人潜移默化地同意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然而，对于所谓“同意”的争夺，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对于真相的争夺；网民们以非官方许可的方式传播、谈论这类“敏感信息”，也就自然构成了一种针对网络审查的抵抗。

政府往往对网民的话语作出反应，例如通过删帖和设置敏感词进一步过滤，这就衍生出了“抵抗话语”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表达方式，即网上常见的“恶搞”——既包括对“主旋律”的象征、符号和标语等进行翻转、扭曲和再诠释，也包括采用讥讽、嘲弄、贬低、挑衅、破坏和解构等方式，或是有意进行的“对抗式”解读。“网络抵抗”也包括对审查制度机制和内幕的揭露，中国数字时代经过核实，整理而发布的“真理部指令”，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防火长城”是中国政府网络审查机制的重要一环，反过来也是网络抵抗的一个重要对象。从对“墙”存在之愤怒，对墙之象征的嘲笑和行动抗议，到“翻墙”技术的发展和推广，都是网民熟悉的网络经验，也是《中国数字时代》注意记录和发表的内容。通过对墙内互联网上那些“禁词”的搜集和整理，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统治者审查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以发觉网民们抵抗的努力和智慧。

《中国数字时代》非常注意搜集和整理墙内互联网上的那些“禁词”，比如“天朝”、“大撒币”和“屁民”等。2018年3月，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由于严酷的政治镇压和网络审查，墙内的社交媒体上只有官方媒体的赞同和吹捧，几乎无法听见任何有关该事件的民间声音。《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辑们记录、整理了当时新浪微博搜索的大量“禁词”，比如“不要脸”、“倒车”和“袁世凯”等。透过记录和发表这些“抵抗话语”，加之这些信息被我们的读者进一步传播，《中国数字时代》也成为了广义的网络抵抗的一部分。

《中国数字时代》中文网站上很多栏目的名称都非常有趣且寓意深刻，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名称的含义和背后的用意？

萧：起初，我们并没有预先想好要做什么，只是盯着审查过程中那些能说出和说不出的话。政治笑话、讽刺挖苦或正话反说这些，在政治的压力下总会有人说的。可是，在网络上，因为有更多人可以听得见，传得开，这种所谓的隐蔽话语就变成了一种公开话语，但又不是直说的。比如说“赵家人”、“草泥马”和“河蟹”等，它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权贵政治或者网络空间内审查和反抗的一种隐喻。这些隐喻，因为其揭示了一些本质，就在网络上传开了。一般来说，传开的恰恰都是正好说对了的词语；当它引起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的时候，这个词就火了。这时候，我们把这种词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一些所谓的栏目。

比如说，“真理部”实际上指的是网信办、宣传部等各种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当大家读过乔治·奥威尔《1984》一书中描写的真理部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词说出了这些部门工作的本质。再比如，“赵家人”是前两年在网络上出现的词汇，而且比较准确地说出了权贵政治的本质；这个词一旦经过沉淀以后，今天别人再说“赵家人”或者“赵国”的时候，已经带出了过去这个词所有的含义，包括针对“五毛”以及“小粉红”们的嘲讽：“你也配姓赵！”。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用这个词的人就多起来了，它也就变成了一个栏目。

实际上，对任何一个现象，网上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说法，但其中一种说法，比较流行，而且这种说法一般来说，就是那个最贴切的说法。这些不是在学术上形成的，而是在语言实践中自动沉淀出来的。“热词”的产生常常是通过一次次的”网络事件“，我们作为一个持续跟踪和有心整理的平台，试图将网络上出现的这些说法尽量地固定和描绘出来。这样的结果也成了我们整理信息的一种方式。不是事先设定的，而是在它涌现的过程中，记录它的形状并形成的目录。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读得到的。《中国数字时代》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历史话语” ，再通过《中国数字空间》加以整理，尽量把这些语言的精华保留和呈现出来，它既是抵抗历史的形状，也是审查和压制的形状，同时也是对网络舆论和民意之形成机制的观察和理解。

这些年来，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们也试图创造一些比较流行的网络词汇，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对是失败的。只有弱势者才可以嘲笑当权者，当权者对于弱势者的嘲笑是传不开的；那些词汇本质上不是也无法变成当权者的词，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是不同的。要想平等地使用语言，那权力地位也要平等；否则，你使用的语言和讲述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混淆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读者和网民也有基本的常识。

多年来，您认为《中国数字时代》在抵抗中国网络审查和管控方面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有哪些？

萧：在我看来，《中国数字时代》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抵抗者的角度另类地记录历史本身，二一个是创造了一种集体的联结。首先，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和新闻观察者，我在观察和记录互联网信息的过程中，看到的是那些本来说不出的话现在开始可以说出来了，信息的发表和传播有了可能，争斗的过程在网络上也变得可见了。尽管统治者的力量很大，它可以删帖甚至抓人，但反抗的痕迹仍比比皆是。对于专制制度而言，审查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为人所知；它不只强制人们遗忘历史，还会以各种方式改写历史。然而，一次次的网络事件、一阵阵的舆论风暴、一轮轮的删帖和管控、一波波的“五毛”和“水军”以及一个个这样那样的“敏感词”，不仅被网民们创造出来并且广泛使用，而且在被审查封禁之后，由《中国数字时代》进行记录、整理和传播，也就构成了一种“另类的历史”。对这个争斗的界限的观察、记录和跟踪，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观察中国问题的窗口，也提供了一个另类地记录在网络空间中不同信息和话语之争斗历史的方式。

其次，对每一个发帖、转发和被删帖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事件，而是对他们个人的思想、成长和情感而言很重要的经验。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种个体经验；而对千千万万的个体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经验，进而构成了一种认同和身份。对我个人而言，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国内生活的时间，但毕竟我还是从中国出来的人。我自己虽然不能回去，但跟踪他们发表的内容，特别是国外的媒体不太容易报道的那一部分，对我来说也非常有价值。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虽然我不是直接发言，但是这种记录或整理，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是我和中国人、故乡和祖国联结的一种集体经验。

网络和社交媒体促成了中国社会转型中大规模的聆听和倾诉，个人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压迫下独特的不满和苦痛、那些被压抑的真相和没被阐述的苦难，一旦被清楚地表达或得以言说，就会在网上形成大量的转发——因为这种“转发”的行动，对每一个参与的网民而言，都有助于其从心底打破社会现实的禁锢。此外，我前面提到的对“主旋律”或者官媒话语的反讽、解构和”恶搞“，譬如“好五倍”、“反正我信了”和“这届人民不行”等，其过程常常充满了创造性甚至“狂欢”的气氛。对网民们而言，这个“转发”和“围观”的过程还是一种“解放”的行动，把个人心理的“释放”转化为充满创意的抵抗，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所有参与倾听和转述的网民之间的相互联结。这种联结不仅是我个人的，我转发的这个东西，又被很多人看到和转发，对于这些看到的和转发的人，又是一种新的联结和经验。

审查者对媒体的“宣传提示”或者搜索引擎的“敏感词”从来就不是公开的。官方的宣传的手段是以“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为最高形式，网络审查的效力也来自其隐蔽的方面。我们的梳理和记录，正是为了让这些隐形的权力机制变成显性，发现党国话语背后的真正目的。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审查内容就知道：一类被严禁传播的内容正是审查本身的机制和“内幕”；另一类看似平常，但却揭示了日常生活中政治权力运作的细节，比如前广西烟草专卖局韩局长的“性爱日记”，或者对那位提出“三个自信”理论的中央编译局前局长、马列研究专家衣俊卿不能见光的私生活的揭露之类，也属于审查者严禁的对象。正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所言，“当你试图了解你的祖国，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网站的副标题——“在这里，了解祖国”——也正是对这位勇敢的艺术家，也是我当年在纽约时的老朋友的一份致敬。

如果说还有一重价值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希望。网络的内容经过被删帖、被遗忘和被修改的过程之后，实际上是非常庞杂、混乱和层次不齐的。经过筛选被保存下来的微小的信息，过几天也可能就不见了；但千千万万的这些微小信息被保存下来之后，它就呈现出了一种话语的形状，就好像海底不断积累起来的小生物的尸体。像《中国数字时代》这种网站，不管是通过算法的筛选还是人工的编辑，正如抵抗网络审查的珊瑚礁。我希望它有一天能够足够大，并成为整个珊瑚礁的一部分，能起到使专制合法性话语这艘巨轮起搁浅的作用，让它撞上就会沉没。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加强新一波数字科技的发展的同时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您是否仍然坚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维护公民权利和构建公民社会会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日趋严峻的网络环境对于公民权利和民主社会会构成哪些挑战？

萧：总得来讲，这种观察还是没有变化；但从现在看来，历史的发展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首先，所有的事情都会反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属于暴力反弹的阶段。信息场一段时间失去控制，不等于说专制政权会撒手不干或缴械投降；相反，它会加倍地控制，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只要专制者是有这个资源和实力，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借用星球大战的语言，开始是“新希望”——中文互联网空间在过去15年间逐渐涌现出来的民意，实际上是一种“时代精神”；网络舆论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变迁，而且在建立价值的过程中，情绪化的网民越来越接近“有组织的公民”。然而，2013年以来就是“帝国大反击”，这种反弹可能还在继续——公安，司法机关动用暴力的抓捕、镇压，网信办督导下各大社交平台公司使用技术和人力手段的删帖、封号，国家防火墙不断升级对境外信息和翻墙技术服务的封锁，还有官方媒体与各级各地的大学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联手开展的”舆情研究“服务（说穿了就是为各级政府提供舆论控制的相应情报和服务），共青团和各级政府在网上组织了大量的“五毛”、“水军”，试图把“网络舆论”彻底变成国家统治技术的一部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事情回到了原点，也并不是说今天中国的网民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回到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前。你即使抓人，别人不太容易说话了，不等于说他心里的想法真的变了。比如“我们不要被代表“这个表述，一旦曾经说出，在网民心中就不会轻易消失。专制者想要制造的这个同意并没有真正地被制造出来，它内心也是高度恐惧的，而且这种恐惧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真正的“同意”不只停留于口头，而要落实在认知和行动。举个常见的例子，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者”在口头上积极“反对美国霸权”，但在现实中一旦有了机会，送子女出国、把财产转到国外甚至给自己办移民却一点都没耽误，这也是让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们无法真正放心的。因此，我不认为这几年的网络镇压对于整体人心的转变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它只是在表面上而已；跟踪中国社交网络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永远不能低估被支配者的主体行动性。它现在就像一个占领者的征服，而不像一个制造同意的结果。

其次，我们当时这些比较乐观的“信息自由论者”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是低估了的是，信息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不仅仅是帮助了无权无势者的普通人，也帮助了大公司和大政府等统治者。拥有这些巨大的资源并能够用算法来最大地使用这些资源的人，只有大公司大政府；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对于控制、监视和使得人们服从以实现社会控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习近平上任后所谓的“新时代”，其路向无疑是一个专制威权、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混合体。不仅防火长城在升高加固，网络审查愈演愈烈，而且新一波数字科技的发展，也正在中国专制者的手中成为其监视、控制整个社会的强大的压迫性工具。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监视、控制、操纵和迫使人们服从等方面的力量非常大，这一点比原来人们惯常认为的信息之自由流通和人们之自由联结可以使得社会更民主这一观点更突出。

中国政府非常鼓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控制社会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确实是对人的自由会产生重大的威胁和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隐私的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tate）中，生活在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本身可能会被普遍挑战的社会中。但是，在中国这个专制的政体下，它可以解决它以前不好解决地两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它可以大大降低它强制镇压社会的成本，二一个是它可以对任何一个微小的反抗作出精准镇压，因而是任何一个专制者梦寐以求的技术。

与此同时，大数据还有预见的作用；它能看到的不只是社会上个人的意识，它还可以从统计上分析出群体行为的潜意识。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不可能不和政府合作，政府也就拥有民众全部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整合起来以后，形成的整体预见和控制的力量都非常之大，这是今天技术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对于专制者而言，则是如虎添翼；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失去自由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这种监视和控制的目的还远远不只是消除危险，它还可以让统治者调动潜藏在人们肉体、情感、欲望和信仰中的一切因素，强化专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实现其控制社会的目标。

此外，中国的这些技术有可能向世界扩展，而且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扩展了，比如马来西亚，津巴布韦等，这对整个世界的自由价值也是一种威胁。新科技和专制者的结合，已经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的高度警觉，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非常重大的技术挑战。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互联网政策在政治控制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您认为中国的网络管控和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数字威权主义在下一阶段会产生什么进一步的变化？

萧：在互联网上，人们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控制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正是受它控制的一部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微信。微信无疑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在技术和经济上也有很多创造，但同时也让人们形成了巨大的从众消费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微信被大量使用的过程中，用户没有任何隐私和自由的保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两利的，一方面创造了生活的便利和商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它的控制；但对于民众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他们别无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网络管控似乎反而促进了国内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但又同时对国外的互联网公司进行渗透甚至威胁。面对作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的中国，国外的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要想在商业上具有竞争力，都不敢也不能放弃中国市场。但是，对于那些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网站，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因而网络2.0时代最主要的这几家网站都成了防火长城的封锁对象。起因是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封锁这些网站，但其结果却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影响，形成了一种贸易上的不平等。正是由于这个贸易壁垒，防火长城带来的另外的效果则使得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防火墙之外的市场。对其他很多国家而言，这可能会造成其经济上的损失；但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足够大，反而很多互联网企业变成了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它们的创新程度、技术的领先程度，市场的份额以及财富的创造都是非常惊人的，这又反过来让中国政府觉得这种封锁信息、制造壁垒的方式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功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专制制度能走到今天，恰恰是结合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的力量。这对于维护专制起到了一个互补和促进的作用，也是中国的专制实践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且非常强大的原因之一。然而，只要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合法性没有信心，网络壁垒就会一直存在，对民众和社会在信息上还会继续严加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谈论“网络安全”，在中国政府这里却添加了“内容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之类的内容，因为民众对于“党国一体”是否“同意”的界限正是它们专制的底线。一旦超过，就会发生统治危机；用中国政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危及“政体安全”。中国在信息、通讯和媒体业务等方面向国外公司和国际社会真正开放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那一天。

此外，数字威权主义在技术、政治和经济上都在扩张。其对网络的控制和对人类自由的威胁并不只在中国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对于这方面的抵抗，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不认为短时期内信息技术对于人类自由的威胁会减少或消失，也不认为人类会被他们自己创造的技术简单地征服，两个极端都不太可能很快产生。这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力量共同推动下所呈现出的，持续的、拉锯式的调整和争斗，从中国本身和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羲然，旅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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