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威权主义

古典极权主义，即国家掌控所有机构和公众生活多数方面的制度，大多已随苏联消亡，只有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则一面维持国家对政治领域的垄断，一面允许私有经济成长壮大。但现在，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已经出现──它所依靠的不是国家对企业或财产的垄断，而是国家对人民信息的侵入性收集和分析。

作为技术驱动的专制主义——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特指专制政府利用信息技术，不仅压迫和控制公民权利，而且通过监视、镇压、操纵、审查和提供服务来塑造其公民的行为，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控制的新兴治理模式。其极端形式为国家全方位控制公民的数字极权主义。

这些“治理模式”包括：

• 通过手机应用和社交媒体平台对个人实行网上识别、监控和审查。
• 使用摄像头、面部识别、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大规模监控个人。
• 国家宣传系统，包括使用虚假信息宣传。
• 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是数字威权主义的主要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加强控制信息颁布一系列新法律，以及支持对相关技术研发的投资。中国政府在全球爆发大流行病期间收集大量数据，更新了监测技术的使用，强化了政府的应变能力。中国在公布《中国制造2025》和《网络超级大国战略》后，已经打造了数十家科技独角兽，试图在监控和面部识别方面对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施加影响。

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DSR）和“一带一路”倡议（BRI），输出数字技术，建立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优势霸权地位，同时传播其数字威权主义模式和机制。中国通过开发和实施一套新的技术和做法来挑战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挑战开放、安全和可互通的网络空间的本质，并进而挑战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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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2020年报告的定义，数字专制主义这个概念用来特指专制政权使用数字信息技术监视，压迫和操纵本国和国外民众的制度，政策和行为。

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通过以下方式在中国境内培育数字威权主义：

1，宣传：党国始终通过塑造公共话语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并动员自己的支持基础和压制任何政治和社会的抗议运动。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积极颠覆和选择社交媒体（ proactively subvert and co-opt social media）。现在更是通过计算宣传-使用算法，自动化和人为管理来故意散布误导性信息-进一步增强其宣传机器的有效性。

2，审查制度：中共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统治需要，会在互联网上封禁相关话题或某些特定信息，既是出于用尽量小的成本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助于政府政策法令之实行的需要，更是为了塑造统治的合法性以制造“党国一体”的国家认同——让国人潜移默化地同意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

中共制定法律和行政条例，加强党对信息技术工具的操纵；党国也不断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加强其审查制度（censorship apparatus ）， 以确保被认为不利于该党国“的信息不会到达其公民手中。

3，大规模监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推动了数字监控的兴起和传播。中国利用新兴技术更有效地跟踪个人。

中国正在将监视其近14亿人口的能力提高到令人不安的新水平，发展侵入性，无所不在的监视状态developing an intrusive, omnipresent surveillance state ，为世界提供了建立数字极权主义国家的蓝图。

中国已经是最富有，最强大，和技术上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而中国发展出来的这些数字威权主义的技术，还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扩张，出口到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秉持民主人权自由价值观的社会和民众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1，中国网络审查和监控的历史

中国网络审查监控广泛，对政府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适」内容的网站，均会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被要求自我审查、自我监管，乃至关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公安部也就是警察部门已经开始建立电子化信息技术的「金盾工程」系统。这个系统目的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其功能包括：语言识别技术，自动监听电话对话；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建立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包括指纹）；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讯系统等。当时中央提出：「要创建一个对因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

2003年9月，「金盾工程」启动。用于监控网络部分的功能是：监听、截断、复位、审查中国公民的网络活动；监听电话、蓝牙传输、无线网络；强制使用某些所谓的「过滤软件」，直接侵入公民的桌面、文档，进行监控。并要求软件公司提供软件使用中的记录，比如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上传的聊天记录，并扫描用户文件。「金盾工程」从2003年启动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大陆96%人口的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12.5亿人的资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

随着互联网用户人数在中国的不断扩展，中国政府更是在2001年开始建成「防火长城」系统（英语：Great Firewall，简称：GFW），这是一种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网络安全系统，是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集合，防火墙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关上的通讯，对认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

2012年习近平上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大力清洗政敌，集中权力，重新开始讲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加强共产党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对于互联网，习近平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Meet the Censors

Until 2018, a myriad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CP offices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resulting in a delicate and often inefficient balance of power (New America, March 26, 2018). But after the Party’s reorganization that year, two organizations absorbed the lion’s share of internet surveillance and content moderation responsibilities.[4]

Cyberspace Affairs Commissions (CACs;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wangluo anquan he xinxihua weiyuanhui) are CCP organizations that double as government offices. The national-level Central CAC runs China’s national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Center (网络舆情信息中心, wangluo yiqing xinxi zhongxin), which coordinates with local branches and state-owned media to monitor the valence and spread of in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S.-China Business Council, December 28, 2018). In their own words, CACs’ chief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organizing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coordinating the disposal of harmful online information” (Guangzhou Provincial CAC, 2019). To do so, they monitor posts on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and Weibo, as well as foreign social media, including Facebook and Twitter (Central CAC, April 19, 2019). CACs also employ teams of network commentators (网络评论员, wangluo pinglun yuan)—internet trolls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50 Cent Party,” (五毛党, wumao dang)—to “guide the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9). Network Security Bureaus (网络安全保卫局, wangluo anquan baowei ju) within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PSBs;公安局, gongan ju) are government offices responsible for police work. They mete out punishments to netizens found in viola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law, and report to the 11th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PSBs have adopted what they refer to as “slap on the shoulder” internet policing, whereby officers monitor activity on web platforms and can issue warnings to offenders by messaging them directly. In case there were any doubts, the Central CAC clarifies: “The cyber police are right by your side. The eyes of the supervisor are watching you. You will tighten a string, and you will have the necessary scruples. You will exercise restraint and rationality when you post and write messages.” Netizens are advised to consider “what should be said and what should not be said” on the internet (Central CAC, September 28, 2015).

A wide array of othe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data analytics companies, and social media websites also contribute to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to say nothing of the related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CP’s massive propaganda apparatus (MacroPolo, September 12, 2018; China Brief, May 15, 2020). This article focuses narrowly on spending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CP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removing, and amplifying web content. It therefore reflects only a portion of the resources China spends carefully crafting its online media environment.

习近平上任后所谓的“新时代”，其路向无疑是一个专制威权、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混合体。不仅防火长城在升高加固，网络审查愈演愈烈，而且新一波数字科技的发展，也正在中国专制者的手中成为其监视、控制整个社会的强大的压迫性工具。

2，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互联网发展重要节点。2010年，当时网民普及率大概到了三分之一，互联网公司市值到了千亿级。2010之后移动互联网进入爆发期，BAT开始基本垄断了整个互联网。到了2016年，网民超过一半，移动互联网走向成熟，并且深入社会。整个社会联结度大大提升。

2017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其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AI创新中心”的路线图。政府已将百度，腾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语音识别软件公司iFLYTEK选为AI领域的全国冠军。智能语音助手，并管理智能城市，即使用各种传感器收集有关人们生活状况的数据的城市空间，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减少城市对环境的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并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强大的私营公司正在塑造现实：7家顶级AI公司中有3家是中国公司。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对监控和ID技术的巨额投资，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审查批评言论，并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

2020年是个重大转折，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2％。真正进入数字治理阶段。所谓治理，在中国，就是从数字威权主义走向数字极权主义。

信息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不仅仅是帮助了无权无势者的普通人，也帮助了大公司和大政府等统治者。拥有这些巨大的资源并能够用算法来最大地使用这些资源的人，只有大公司大政府；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对于控制、监视和使得人们服从以实现社会控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2.1 新时代的审查和监控 Growing Panoconic state

中国政府非常鼓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控制社会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确实是对人的自由会产生重大的威胁和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隐私的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tate）中，生活在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本身可能会被普遍挑战的社会中。但是，在中国这个专制的政体下，它可以解决它以前不好解决地两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它可以大大降低它强制镇压社会的成本，二一个是它可以对任何一个微小的反抗作出精准镇压，因而是任何一个专制者梦寐以求的技术。

与此同时，大数据还有预见的作用；它能看到的不只是社会上个人的意识，它还可以从统计上分析出群体行为的潜意识。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不可能不和政府合作，政府也就拥有民众全部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整合起来以后，形成的整体预见和控制的力量都非常之大，这是今天技术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对于专制者而言，则是如虎添翼；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失去自由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这种监视和控制的目的还远远不只是消除危险，它还可以让统治者调动潜藏在人们肉体、情感、欲望和信仰中的一切因素，强化专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实现其控制社会的目标。

中国政府扩大巨额资金以支持中国公司开发能够实现其专制统治模式的产品。中国还利用了众多的数字工具。国有铁路公司，航空公司和主要的电信供应商都要求客户出示政府发行的身份证以购买SIM卡或票证，从而对经过某些地区的个人进行异常精确的大规模监视。

数字威权主义的另一趋势是通过从社交媒体行为到购买习惯的在线活动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检索，收集和处理。这与配备了面部识别系统的庞大且快速扩展的摄像机群以及众包的报告制度相结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监视粒度，可以进行单独的行为操纵。

由于别无选择，超过十亿的中国人使用了少数几个电话应用程序，这些电话应用程序虽然极为方便，但却通过向蚂蚁集团和腾讯等有义务与中国政府共享此数据的大型科技公司透露其通讯，交易和行为，从而破坏了隐私。

而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中国人已经习惯自己成为透明人，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者的视野当中。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监视、控制、操纵和迫使人们服从等方面的力量非常大，在诸如“面部识别”，“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辅助下，中共正在国内外发展和扩大大规模监视，并将这些技术部署为实现对民众管辖，控制，操纵的手段，这些技术已集成到“智能”和“安全”的城市基础设施中。新疆，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极权主义监视制度的雏形。

2.2 人工智能和技术删帖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动用暴力的抓捕、镇压，网信办督导下各大社交平台公司使用技术和人力手段的删帖、封号，国家防火墙不断升级对境外信息和翻墙技术服务的封锁，还有官方媒体与各级各地的大学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联手开展的”舆情研究“服务（说穿了就是为各级政府提供舆论控制的相应情报和服务），共青团和各级政府在网上组织了大量的“五毛”、“水军”，试图把“网络舆论”彻底变成国家统治技术的一部分。

如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监控体系，既发展用于社会管控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科技，也全面部署低技术含量的人工删帖部队。

中国许多科技公司雇佣了更多的人力和审查人员来清除“非法”内容报告，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和“快手”等主流应用程序雇佣的从事人工审核工作的人员多达数千人。许多公司已经把内容删除工作外包给“审查工场”——一家名为博彦（Beyondsoft）的公司已经雇佣了8000多名工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2019年8月披露，微信已经具备图像过滤功能，如果用户试图躲避文本审查、以图像发布有敏感内容的文章也会被发现。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网络版一直在提高其人工智能辅助的审查能力，“人民网”的审查服务可能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今日头条已经将其内容审查活动外包给人民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民网负责人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的内容审查大军人数将增加到100万。该报道还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已成为内容监管和审查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中国网上“敏感信息”的内容，种类繁多，既包括宣传禁令、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等所谓的“内部信息”，也包括腐败、房价、医改、工资和环境污染等社会话题。而受到最严格审查的话题包括香港抗议、天安门事件30周年、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关押等。 2.3. 摄像监控 FACIAL RECOGNITION, SKYNET AND SHARP EYES

习近平对中国的国家监视系统进行了重大升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和监视技术市场。2020年，中国安装近3亿台摄像机。（check）

面部识别是一项强大的AI技术。现在“中国在人脸识别这块已经领先于西方国家，除了企业自身外，从政府战略 (from the stratigic perspective of the Party-State ) 的角度来看，这项技术将比美国和欧洲更快。”“中国人脸识别应用已相当广泛，并积累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在人脸图像采集、预处理以及特征选取等方面的工程优化也做得很好。” 在消费者安全和环境领域，这可以使生活更美好。但这赋予了警察控制人民的新权力。

目前中国正在将人脸识别与庞大的监控摄像机网络相结合，政府已经掌握了每个人的档案，可以根据之前的记录来预测谁更有可能犯罪从而加强监控。

中国当局正在将旧的和最先进的技术（电话扫描仪，面部识别摄像头，面部和指纹数据库以及许多其他技术）整合到广泛的工具中，以进行威权控制。

这些工具一旦组合起来并可以全面投入使用，就可以帮助警察在街上走走时抓住人们的身份，找出与他们会面的人，激活后，系统开始嗅探个人数据。这些盒子被称为IMSI捕获器的电话扫描仪，在西方广泛使用，它们从手机中收集了识别码。摄像机记录了脸部。

在后端，系统尝试将数据绑定在一起，对其底层数据库进行了检查。如果面孔和电话出现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则系统会变得更加自信，它们属于同一个人。

这些网络可以帮助中国完善诸如面部识别之类的技术。例如，相机和软件通常难以识别以一定角度拍摄的脸部。结合电话和身份数据，匹配变得更容易，并且识别人脸的技术也变得更好。 警察没有掩盖他们的监视推动。即使是压倒性监视的感觉也可以阻止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 许多人和公司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访问中国强制性身份证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警察有联系的公司使用身份证上的面孔来训练面部识别系统。该卡系统还跟踪指纹，面部，种族和年龄。

新疆是中国西北部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穆斯林族裔。中共在该地区使用包括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这样人工智能强化的大规模监控技术来压制言论，行动和宗教自由。警方部署的监视网显示，相机，电话追踪器和布满传感器的检查站掩盖了该地区。新疆高级警官李亚斌8月在警察简报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该地区首府乌鲁木齐，警察封锁了3640个带有检查站的住宅区，并安装了18464套面部识别相机。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市，《纽约时报》统计了一个由37个电话跟踪器组成的密集网络，该跟踪器永久安装在一个平方公里的社区中。 2.4 SCS and AI; intent is clear

中国/ CCP-一个痴迷于控制的社会。 SCS通过社交网络拖网以收集有用信息的想法暴露了其真实意图。“我们建立信任”

SCS实际上消除了trust（？）并将其替换为控制。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SCS）是尝试使用有关公民行为的大数据系统对公民进行国家支持的治理，并试图通过对公民进行评级并使其可公开获得“改善的意愿”（李，2007年）。这些等级将被用作公民获得住房，消费信贷甚至汽车和自行车租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工作和市场的基础。此外，分数的公开性以及对最高分数和最低分数的强调被认为有助于该技术设备（technological apparatus）的道德化方面。

“数字人格” Digital Persona

由该数字“模型”或“图像”生成的个人数据资料是“信用数据”，最后，根据算法评分形成以下所述的“数字人格”。

“社会信用系统旨在利用大数据，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围绕算法开发数据驱动的综合管理/治理结构，以实时产生对法律，经济，社会和其他行为的奖惩。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趋势。”

社会信用体系通过量化来规范行为是规训权力的运作基础，由此建立一种新的、可量化排序的数字人格，用以捕捉和展现美德并确定其在社会上的整体价值，通过算法行政的引导逐步形成“诚信文化”氛围，最终以确保对国家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

LGORITHMIC GOVERNANCE 算法行政

算法治理强调通过积极的手段，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与自愿参与其自身的治理以及旨在指导或影响人们行为的活动有关。识别，分类，排序和控制。

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正在将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数据轨迹追踪到全景图中，从而形成每个人的信用等级

对于党国：SCS是普遍评分的潜在吸引力的指南-通用数字评分的门户/中心枢纽。 2.5 意识形态的高科技宣传

中共利用互联网审查制度以及官媒报道，加大对内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其手段包括审查信息、扭曲事实、改变叙事、刻意引导人们忘记历史等等。人们必须“学会忘记”，然后接受一套全新的叙事，威权政府才能生存，而“党的宣传一直在进行重新排序和重新配置的任务”。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正是个人的无足轻重，易耗，政治孤立和孤独的经历引发了极权主义恐怖之火。阿伦特（Arendt）观察到，这些意识形态似乎是“在没有人可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世界中，最后的支持”。

创建“信息噪声”。与其依靠封锁或过滤，不如说是胡言乱语，虚假信息，分散注意力，无理取闹的观点和反驳的言论，引发公众辩论，使反对者更难动员反对他们。

虚假信息：由国家赞助的宣传活动采用了多种策略，例如广泛否认和粉饰侵犯人权行为，在国内外观众中贬低目标群体和个人，以及在目标社区中造成混乱和不和，以影响选举。威权政权还使用具有欺骗性的数字工具，例如对基层共识产生误解的机器人，以促进共同意识形态的发展，并在有利于政权的情况下分裂和分化成分。

审查和监控的最高境界，即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他们自觉自我审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还为此自豪。习近平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正在逐步实现他的目标。

“中共正计划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完美的监控之国，其理想目标是人们甚至看不到监控，因为国家已经把监控植入了公民的大脑。 2.6 “网络主权”

“网络主权”概念扩展让多国筑起数字壁垒。

如果柏林墙是第一次冷战的物理标志，那么长城很可能是新的虚拟标志。

最初的网络空间鸿沟使中国公民免受共产党未批准的观点的束缚，如今已证明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深层裂痕的先兆。

它的控制在国内成功地遏制了异议并帮助培育了国内互联网巨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中国互联网上，人们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控制不仅并不矛盾，而且正是受它控制的一部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微信。微信无疑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在技术和经济上也有很多创造，但同时也让人们形成了巨大的从众消费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微信被大量使用的过程中，用户没有任何隐私和自由的保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两利的，一方面创造了生活的便利和商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它的控制；但对于民众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他们别无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网络管控似乎反而促进了国内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但又同时对国外的互联网公司进行渗透甚至威胁。面对作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的中国，国外的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要想在商业上具有竞争力，都不敢也不能放弃中国市场。但是，对于那些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网站，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因而网络2.0时代最主要的这几家网站都成了防火长城的封锁对象。起因是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封锁这些网站，但其结果却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影响，形成了一种贸易上的不平等。正是由于这个贸易壁垒，防火长城带来的另外的效果则使得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防火墙之外的市场。对其他很多国家而言，这可能会造成其经济上的损失；但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足够大，反而很多互联网企业变成了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它们的创新程度、技术的领先程度，市场的份额以及财富的创造都是非常惊人的，这又反过来让中国政府觉得这种封锁信息、制造壁垒的方式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功的统治方式。

国际科技公司经常受到中共的压力或妥协，而中国科技公司则在国外营造了监视的氛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并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经常受到中共的直接或间接压力，要求他们与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并对党认为“敏感”的问题保持沉默。这导致大量的审查，比如苹果从其平台上撤出“有问题的”应用程序。此外，与中国有联系的科技公司（例如Zoom）经常通过中国的服务器路由来自国外客户的数据，从而使CCP能够收集这些信息。同时，像TikTok这样的流行应用程序使中国公司可以从美国等国家的消费者那里收集信息，而华为等电信公司可以在其设备中内置后门访问权限，以便中国政府可以访问其所有用户数据。这是对全球消费者隐私的威胁。 3，新冠疫情起源，审查和监控

大流行病起源于中国，这场疾病大流行传播如此广泛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互联网控制直接相关，因为这正是我们去年指出的微信用户被监控和被报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发生在李文亮这样的医生身上，他们最初试图分享这种类似SARS病毒的信息……被誉为武汉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前曾因“散布谣言”遭遇当局的训诫。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自由最严重的侵犯者，这与疫情蔓延之间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文亮之死触发中国民众巨大的悲恸和愤怒情绪，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一时间呈鼎沸之势。

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国的严密监视策略的实际成功。与流行病作斗争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对人群进行监测，以了解并限制疾病的传播。

中共的“网格管理”系统将国家分为几个小部分，并派人互相监督。超过一百万的本地监视器记录移动情况，记录温度并执行有关居民活动的规则。

在不断发展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移动应用程序同时为公共健康和隐私威胁带来了福音。随着人们扫描登上公交车并进入餐馆，或者如果他们的评分不佳或使用智能手机时遇到困难，要把门关上，“健康法典”在整个中国已经迅速普及。

北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这种疾病的蔓延。中国强力抗疫的代价是什么？疫情已经变成了中共数字威权主义的长期通行证。

中国人每天早上都很愿意把自己的信息输入健康码程序，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听从安排，没有批判性的讨论，人们也意识不到问题。

现在，东南城市苏州正在尝试通过“市民代码”应用程序来顺应潮流，该应用程序可以跟踪居民的好与坏事，从闯红灯到从事志愿工作，然后相应地授予特权。

健康法规和文明评分都呼应了近年来从中国公司和地方政府看到的社会信用试点计划的某些方面。

最近对“苏州城市公民密码”的试运行引起了愤怒。苏州市政府宣布已于9月6日结束其“公民密码”应用程序的试用。

新冠病毒就是送给国安的一份大礼。如果一个威权政府想要其公民习惯于无时无刻的监视，那么大流行病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绝佳机会。历史罕见的大流行病也为习近平建立完美的监控国度，甚至将监控之手伸向全世界创造了机会。

中共官媒持续宣传其抗疫模式的成功，并称疫情凸显“中国制度”优于民主制度。中共政治宣传近一年来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把新冠疫情融进了他们的叙事之中，说自己有着更优越的政治制度。 4 Chinese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s Global Expansion

在中国，可以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是习近平制定了更宏大的计划以使中国成为“网络超级大国”： 国内法规，技术创新，对外政策 中国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网络防御系统，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公司，引领全球先进技术。 4.1 全球扩张 Global expansion

数字威权主义是中国的重要动力（motivator） 。这种动机推动了严重影响人权的关键技术创新。中国是压制技术（repressive technology) 向世界许多国家的主要出口国。 出口73个国家-莎拉·库克（自由之家）

在《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针对新媒体和信息管理，为来自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国有和私营公司正在38个国家开发电信基础设施，而像海康威视（Hikvision）和云从科技（CloudWalk）这样从事监控业务的公司正在向18个国家销售人脸识别技术，用人工智能来识别和监控民众。

对于具有更多专制倾向的国家，中国将这些技术用于人口控制

北京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家庭检查和监视的经验使其成为希望部署自己的监视系统的非政府组织的首选供应商

“数字威权主义-威权政权使用数字信息技术监视，压制和操纵国内外人口-正在重塑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 4.2 中国技术公司

中国共产党将科技公司视为经济活力和软实力的来源。因此，它正在加强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政治控制。

中国科技公司具有以下优势： 访问大量数据，但对其使用方式的限制很少， 有才华的工人 政府的支持。 该国的中央计划遗产可能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建立多余的业务（???） 扼杀员工的创造力（???）

私人公司专注于利润，北京将把商业关系转变为政治上的重担，尤其是在项目涉及国有企业的情况下。

这些公司还常常追求与外交目标相一致的商业利益。

随着这些公司开始提供更多的世界数字基础设施，中国的间谍服务将很容易从它们那里收集数据。 4.3 数字丝绸之路 （Digital Silk Road）

北京通过其贸易和投资政策，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产生最大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是建立将中国与印度洋，波斯湾和欧洲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努力。除了已经有超过500亿美元流入沿线的铁路，公路，管道，港口，矿山和公用事业，官员们还强调了中国企业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必要性。